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859《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五十四卷-11
可与为善,可与为非
桓帝曾经语气和缓地询问侍中爰延说:“朕是一个什么样的君主?”
爰延回答说:“在汉王朝的君主中,陛下属于中等。”
桓帝又问:“为什么这样说?”
爰延又回答说:“尚书令陈蕃管事时,国家得到治理,中常侍黄门参与政事时,国家混乱。
所以说,可以辅佐陛下您为善,也可以辅佐您作恶【可与为善、可与为非】。”
桓帝说:“过去,朱云曾在朝廷上折断栏杆强谏成帝,而今你又当面指责朕的过失,朕知道自己的缺点了。”
于是,任命爰延为五官中郎将,后又擢升,官至大鸿胪。
正好,天象有变,一颗异常的星经过帝座星座,桓帝秘密向爰延询问此事。
爰延呈上密封的奏章说:“陛下跟河南尹邓万世是未即位以前的旧友,于是封他为列侯,对他的恩惠重于三公九卿,厚于皇族。
并且经常召见他,和他相对玩博塞等游戏,上下亲昵而不讲礼仪,有损至尊的威严。
我听说,皇帝左右的人都是商量政事和德教的,和善人相处,则每天都能听到有益的训勉;和恶人一起游娱,则每天都要产生邪恶之情。
但愿陛下疏远好进谗言和阿谀奉承的小人,接纳忠贞的人士,则灾变可以消除。”
桓帝不能采纳。
于是爰延称病,被免官,回归故乡。
桓帝下诏寻找李固的后裔。
当初,李固被颁策罢官之后,知道免不了要遭大祸,就把他的三个儿子李基、李兹、李燮都送回故乡。
当时,李燮十三岁,他的姐姐李文姬嫁给同郡人赵伯英为妻,看到两位哥哥从京都洛阳回来,了解了全部事情后,暗暗独自悲叹:“李家要灭亡了,自祖父李郃以来,积德积仁,怎么会落得如此下场!”
她私下秘密跟两位哥哥商议,事先把三弟李燮藏匿起来,然后传出消息说李燮已回洛阳,人们全都相信。
不久,大祸发生,州郡官府逮捕李基、李兹,二人全都死在狱中。
李文姬亲自拜托父亲的学生王成说:“您为我的先父坚持正义,有古人的气节。
而今,把我六尺高的孤儿托付给您,李家是存还是灭,就在您身上了!”
王成便带着李燮乘船沿长江东下,进入徐州境内。
李燮改名换姓,在一家酒店里做佣工,王成则在街市上给人占卜算命,二人假装不认识,暗地里互相来往。
过了十余年之久,当梁冀被诛杀后,李燮才将自己的身世告诉酒店老板。
酒店老板大为震惊,准备了车马和丰厚的礼物,要送李燮回乡。
李燮不肯接受。
李燮自己回到故乡为他的父亲追补服丧。姐弟相见,十分悲伤,旁边的人无不为之感动。
李文姬告诫李燮说:“我们李家的祭祀几乎灭绝,你幸而逃得活命,岂不是天意吗?
应该闭门自守,不要随便和别人往来,千万不要对梁家有一言抨击。
如果抨击梁家,势必牵连到主上,大祸就会重新降临了,我们只有引咎自责而已。”
李燮遵从了姐姐的教诲。
后来,王成去世,李燮按照礼节将他安葬,每年四季都将王成的牌位摆放在上宾之位进行祭祀。
感思:历史上对桓帝的主流评价,远低于爰延所说的“中等”。
爰延的“汉中主”是一个限定语境下的当面谏言,而后世史家与政治人物对桓帝的评价,则近乎一致的负面。
爰延说“陛下为汉中主”,紧接着的解释是“尚书令陈蕃任事则化,中常侍黄门豫政则乱,是以知陛下可与为善,可与为非”。
这里的“中主”,指的是可上可下、取决于辅佐之人的资质,而非一个客观的、稳定的“中等”评分。
它强调的是桓帝缺乏定见、易受身边人影响,这本身已暗含批评,只是措辞委婉。
后世评价远比“中等”严厉:
诸葛亮《出师表》 将桓帝与灵帝并列为反面教材:“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痛恨”二字,分量极重。
《后汉书》作者范晔的论赞虽承认诛梁冀之初“天下犹企其休息”,但随即指出“五邪嗣虐,流衍四方”,意思是人们本以为诛杀梁冀后能过上好日子,结果只是赶走了外戚,又迎来了宦官专权,这五人的祸害比梁冀有过之而无不及,流毒遍及天下。
范晔用这一句彻底否定了桓帝亲政的意义,他从一个牢笼跳进了另一个更糟的牢笼,范晔将桓帝亲政后的局面定性为宦官肆虐。
现代史论则更直接。
有分析指出,桓帝是外戚为便于控制而选立的“庸弱之主”,“对政事不太感兴趣,诛灭梁冀也只是不想有人压着自己,以方便自己纵情使性而已”。
另有论述概括其亲政期间“奢侈靡费,荒淫无度,宦官获得了更大的权势”,并认为“后世普遍认为东汉的衰亡肇始于桓帝时期”。
诛梁冀后,桓帝并非毫无动作。
他推行“三互法”,确立了中国古代第一个成文的官员任官回避制度,限制地方官员在本籍或姻亲所在地任职,客观上延缓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
他也曾借朝臣之力制裁宦官:太尉杨秉弹劾匈奴中郎将燕瑗、青州刺史羊亮等五十余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肃然”。
延熹八年,他又进一步处置左悺、具瑗等“五侯”成员,终结了五侯专权的局面。
永寿元年饥荒时,他下诏州郡救济贫弱,并向王侯吏民借粮赈灾。
这些都不是一个纯粹昏聩之人会做的事。
问题在于,桓帝的皇位从一开始就不是因为他贤能。
梁冀选他,恰恰因为他“庸弱”便于控制。
他诛梁冀,靠的是宦官单超、唐衡等五人的密谋,而非自己积累的政治根基。
这就决定了他亲政后的权力结构:宦官是他唯一真正信得过的力量。
所以诛梁冀之后紧接着就是“五侯”封侯,权柄从外戚手中转移到了宦官手中。
当他后来试图制裁宦官时,用的仍然是宦官体系内部的弹劾与告发,而非建立一套独立于宦官之外的执政班底。
朝中贤才对此看得很清楚。
汝南魏桓被征召时,乡人劝他出仕,他反问:“今后宫数千,其可损乎?厩马万匹,其可减乎?左右悉权豪,其可去乎?”(详见读书笔记856)
得到“不可”的回答后,他慨然叹道:“使桓生行死归,于诸子何有哉!”遂隐身不出。
皇甫规甚至不惜自我诬陷以求离开官场。
一个留不住贤才的皇帝,再多的“举措”也缺乏执行的人。
史载他对政事兴趣有限,诛梁冀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梁冀压得他喘不过气,而非出于廓清政治的抱负。
爰延当面说他“可与为善,可与为非”,又指出他跟旧友邓万世“相对博塞”“上下媟黩”,有损尊严,劝他“远谗谀之人,纳謇謇之士”,桓帝不能用。
他确实说过“朕知过矣”,但知道归知道,行为上并无改变。
真正暴露他底色的,是党锢之祸。
李膺诛杀宦官党羽张朔,桓帝最初责问李膺,被反问得无言以对,只能转头对张让说“这是你弟弟罪有应得”。
这说明他并非没有判断是非的能力。
但当宦官以“结党”诬告李膺时,他立刻“怒不可遏”,下诏逮捕党人二百余人。
他能在具体个案上分辨对错,却在结构性冲突中本能地倒向宦官,因为那是他权力的来源。
桓帝的清明举措,是一个被宦官扶上台的皇帝,在宦官允许的范围内、用宦官不反对的方式,做的有限修补。
三互法不触动宦官利益,所以他做得成;
借粮赈灾不触及权力格局,所以他愿意做;
制裁五侯是在宦官内部换一批人,他也做得了。
但一旦触及“要不要真正依靠士大夫来治国”这个根本问题,他就退缩了。
爰延说他“可与为善,可与为非”,要害不在“为非”二字,而在“可与”,他的方向取决于身边是谁,而非自己心中有定见。
桓帝的心本就不够坚定,力又完全借自他本该疏远的人。
这是一个从未真正掌握过权力的人,在短暂握住权柄时,本能地抓紧了离自己最近的那只手。
李燮在梁冀被诛、朝廷寻访李固后裔后得以还乡,为父亲补服丧期。
此后他谨遵姐姐李文姬的告诫,闭门自守,不妄议梁氏以免牵连桓帝。
但李燮并未就此隐居终老。守丧期满后,他的才学与身世逐渐为人所知,州郡和四府(太尉、司徒、司空、大将军府)都曾征召他,他起初推辞不就。
后来,朝廷正式征拜他为议郎,他由此出仕。
在议郎任上,李燮以清廉方正自守,与人交往多看长处、成全别人的好事。
当时颍川名士荀爽与贾彪互相不服,李燮却同时与两人交好,不偏不倚,世人称他“平正”。
到了灵帝时期,李燮被任命为安平相,成为地方封国的相,秩级不低。
李燮能在逃亡中读书并保存才智,关键不在于他自己有多少资源,而在于王成始终以“老师”的身份暗中教导他。
史书记载得很简洁,但足以还原这个过程。
《后汉书》李燮本传明确写道,王成带着李燮逃到徐州后,让李燮改名换姓在酒家做佣工,王成自己则在市集上卖卜算命,“各为异人,阴相往来”。
紧接着一句是:“燮从受学。”
这四个字是关键。
王成并非只是把李燮安顿下来就撒手不管,而是利用“卖卜”这个不引人注目的职业作为掩护,暗中与李燮保持联系,持续教授他学业。
王成是李固的门生,本身有学识,足以承担启蒙和授经的职责。
酒家作为雇主,逐渐发现这个年轻佣工“意非恒人”,不像普通常人。
一个十三岁逃难的孩子,言行举止中透出的教养和学识,瞒不过日常相处的人。
酒家的反应是把女儿嫁给了李燮,这至少说明两点:
酒家没有向官府告发,反而选择了接纳和保护;李燮在佣工期间的表现,让酒家认定他值得托付。
史书用“燮专精经学”来概括这段漫长隐匿岁月的学业成果。
李固本人就是“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的饱学之士,李燮在父亲门生的指导下继承家学,十余年专攻一经或数经,到梁冀被诛、朝廷寻访李固后嗣时,他已经具备了出仕的学识资本。
李燮的才智得以保存,靠的是一套隐秘而稳定的支撑结构:
姐姐李文姬的果断托孤、王成的忠义与学识、酒家的默察与庇护,以及李燮自己在佣工之余“从受学”的坚持。
史书没有渲染细节,但“专精经学”四个字背后,是一个少年在隐姓埋名中未曾荒废的十余年。
李燮的故事并没有停在“酒家佣工”那一步。他活了下来,尽了孝,也入了仕,最终以一位有操守的官员身份留在了史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