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大米读了我写的那个二十八岁女教师的故事,沉默了很久,说:“我懂她。”
“感同身受。”她又轻轻重复了一遍,眼里有我看不懂的沉重。
大米离开大连很多年了。那时我们都觉得可惜——正好的年华,船厂一份安稳的后勤工作,前景清晰可见。可家里一个电话,母亲病重,催她回去。她走得干脆,像辞掉的不是一份前途,而是一件外套。我们都说,孝心可贵,但心里总悬着个问号: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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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后再聊起,她已不在山东老家,而是辗转到了广东一个地图上需要放大才能看清的乡镇。提起这些年的路,她的声音隔着wifi,也被岁月磨出了砂砾感。
“回去照顾了半年,妈好了,我的积蓄也空了。”她说得平淡。为了留在小县城照应家里,她开始摆摊,卖茶饮,卖小孩玩具。在那条一眼能望到头的街上,她学会了看城管脸色,学会了陪笑,学会了把委屈和“冤枉钱”一起咽下,她说自己夏日就在无人的街头度过日子。最艰难时,一个月攥着不到百块钱生活,每天骑着破旧电动车在风雨里穿行,像一只不知道疲倦也不敢疲倦的候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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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次破旧的车子坏在路上,自己就一步一步推着走了很久,那是漆黑的夜里无人问津,崩溃的大哭,日子就这样慢慢的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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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三年,她用时间和身体攒下一点厚度,开了一间杂货铺。线上线下,什么都卖,价格实在,在那艰难难熬的岁月,日子终于透进一丝亮光。她甚至在那座困住自己的小城,用攒下的血汗钱,为自己按揭了一个小小的“家”——首付三万。她以为,这枚小小的钥匙,能打开一扇属于自己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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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开了,风也灌了进来。
家里的声音忽然变了调。相亲、催婚、生子,变成饭桌上唯一的议题。她像忽然从女儿变成了一件亟待变现的资产。直到有一天,她发现父母竟已私下收了一笔彩礼——二十万,明码标价。
“那天我才知道,我值这个数。”她笑了一下,像玻璃裂开细纹的声音。
“去退彩礼,闹到村委会,闹到派出所……像个笑话。”这场闹剧榨干了最后一点温情的想象。父母兄嫂的底牌彻底摊开:房子要给哥哥的孩子上学用,店铺要留给弟弟的未来媳妇经营。至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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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总是要嫁出去的,是婆家的人。”他们说。
世界在她眼前熄了灯。此后三个月,窗帘再没拉开过。抑郁像黑色的潮水淹没了她,安眠药握在手里时,竟觉得是种解脱。
万幸,一个远方的朋友在那天敲响了门,几乎是把她从地狱门口拖了回来。“抑郁症。”诊断书轻飘飘,压垮了从前那个风雨里骑车的她。
她说“你走吧,当没有看见我”
朋友说:“我看见了,不能见死不救,那样我这辈子都心有不安”
她说“我觉得这一生毫无意义,不想再这么累了”
朋友说:“卖了这里的一切,跟我走。我那儿虽是乡镇,但够远,够自由。再也没有人烦你”
在朋友的极力劝说下,她动摇了去天堂的决心,也许上天给她最后的救赎......
她像处理一堆与自己无关的残骸,打折变卖了那个曾视为“家”的房子和用心经营的小店,没有告别,登上了南下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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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的今天,她停了药,在广东的镇子上重新支起一个小摊,养活自己。没有人找过她,仿佛她从那个家庭的生命里,被彻底地、安静地“删除”了。
“这辈子,像没活过一样。”
她说,“如果真有下辈子,别来了。”
我握着电话,无言以对。想起那句话:“生养不是恩情,托举才是。”所谓托举,并非给予多少粮草,而是愿否给予一片天空,凝视她成为自己。大米托举了家人,却在家人的天平上,被称出了价格。
她的故事,是一个商品从出厂、使用到废弃的说明书。她感恩地回去,以为是奔赴亲情,却不知是走向一场预先标价的祭献。她的离开没有惊醒任何人,仿佛她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抹去的错误。
最后,我只能对她说,也对无数个“她”与“他”说:过好自己,便是对生命最大的不辜负。照顾自己,修缮此刻,已是一场壮举。至于下辈子?若这人间给不了你应有的席位,那不来的愿望,本身已是最清醒的判决。
我们连两小时后的交通都无法掌控,何必忧虑百年后的坟前是否荒芜?此刻有人为你端一杯水,那也是是你付出过的温度在回流。这世间所有的温暖,大抵都是能量的守恒与交换。所以,请务必先成为自己的岸。
请你这一生务必善待自己,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不委屈自己,不苛责自己,给自己最大的善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