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他就那样毫无预兆的闯进了我们的生活，那是2003年，非典肆虐的那一年，我们小学六年级。

我们村离镇中心只有三公里，很多同伴陆续转去了镇中心小学念书。那一年村子里的小学已经没了一年级，全校师生加起来不足百人，我们全班人数加起来也不过十三人，这种情况下竟然还会有人转进来？对于从来没见过转校生的我们而言这绝对是件新鲜事。

那一天，我们带着猎奇的眼光看着跟在老师后面的他，个子小小皮肤黑黑，毫不起眼，这就是与阿源的第一次见面。班主任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他的名字，很官方的口吻让我们多多照顾他。对于从未与转校生相处过的我们而言，根本不懂何为“照顾”，我们只是觉得新奇，所以一下课便将他团团围住，以当时自以为天真烂漫的口吻问他，“你为啥转来我们这里呀！”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母意外双亡，因为他的亲戚冷漠或者贫穷，他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男孩变成了没人疼爱的“多余”的孩子。这些流言蜚语伴着他的到来而至，他从未对我们的疑问作答，我们却从他的敏感与沉默中意识到了流言的真实性。

镇上没有孤儿院，只有一个收养残障孤寡老人的敬老院，敬老院就坐落在我们村东头，距离我家不足两百米。他成了那个敬老院里最“年轻”的人，也自动成了我们东街小分队中的一员。

（二）

我们真正的熟悉源于一场大雨。

那天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天，始终没有停下来的趋势，晌午一过还停了电，班主任费力地撑着伞从雨中走来，宣布今天可以提前归家，小伙伴欢呼着陆续撑伞离开。

我们像往常一样喊阿源一起回家，沉默又顺从的阿源第一次说了拒绝的话，“不了，你们先走吧！我写完作业再走。”

我和阿娇几个人交换了一下眼神，也重新放下了书包，“那我们也先写作业，等雨停了一起走。”

阿源没有雨衣，也没有雨伞，我们注意到了，可没人戳破他的谎言，我们以年少蹩脚的演技维护着朋友想要保有的小小自尊心，可有时好心也容易做出坏事儿，就比如我。

我从作业中抽出视线，利用余光偷偷地打量他，时隔这么多年，我依然能够回想起那个昏暗教室里阿源看向窗外时的发呆眼神，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那个侧脸看起来总有些说不清的心酸，那个孤独的侧脸刺痛了我，以至于我竟然勇敢的站了起来，然后脚步坚定地走向他，一步又一步。

他侧过头来看我，“怎么了？”

我挣扎几秒之后还是脱口而出，“你家的事情我们其实都知道，你要是觉得难过其实可以哭出来的。”

他不语，我便又急切的补充道，“你哭吧，难过就该哭出来，我们肯定不会笑你，要不陪你一起哭也行。”

一旁的宁宁听到配合的哭起来。

“你看，哭很容易的，你哭出来也会好受点。”

那天他真的哭了吗？

没有，当然没有，他只是又一次转过头安静地看向窗外。十二岁的我们无法透过他的眼神看清他的内心世界，只能自说自话的演绎了一场好心的同情戏码，误以为哭便可以解决忧伤，可对于不再有人依靠的他而言，这反倒是另外一种残酷。很多年后，我一次又一次的回想起那个画面，总免不了骂自己一句“笨蛋”，如果还有机会回到12岁那年，也许那个雨天我只会选择默默地陪伴。

那天的雨一直下到了傍晚，一行人看着窗外渐渐黑下去的天空心情也黯淡了下去，不知是谁提议，“我们干脆冒雨回家吧！”就这样，一行人兴奋地冲进了雨中。自行车在乡间的小路上疾驰，激起一米高的泥水，大家脸上、身上均被雨水浸湿，可声音却雀跃异常，不知是谁还哼起了《让我们荡起双桨》，我回头偷偷地打量他，第一次看到了他的笑容。

不管怎样，那场雨让我们成为了真正的朋友。

（三）

非典疫情越来越严重，邻近的省会城市沈阳出现首例疑似非典病例那天起，我们村小学终于惶恐地重视起这件事情，每天进校门前要测量体温，放学了还要测量体温，还三天两头组织学生大扫除，校长更是在广播里通知让全体师生保持好个人卫生，绝对不允许发烧发热。

十二岁的我们并不惧怕非典，因为“死亡”二字似乎距离我们太过遥远，有人甚至偷偷地摩擦温度计，只为了可以翘课回家休息。

也许是一时兴起，也许又开始爱心泛滥，我和阿娇、宁宁几人私下一商量，决定利用周末休息，去阿源住的敬老院里帮忙打扫卫生。

朴素的乡村孩子，做这种能够凸显爱心的事情的时候总是可以一拍即合，几个人凑了凑兜里的零用钱，加一起不到二十块，我被推选作为小组代表，负责去西街小卖铺购买礼物，几个本子、一根自动笔、一块橡皮，又买了几袋五毛钱的零食，最后兜里还剩下三块五毛钱。我揣着那余下的钱满脸兴奋地奔赴到提前约好的大贺家门前。

我们没有告诉阿源我们会去，几个人在敬老院门口踱步许久，可谁都不愿意做迈步进去的勇敢第一人。

“听我爸说，这里面住了好几个傻子，一见面就对你呵呵傻笑，还流口水，我可不敢进。”

说话的人是宁宁，我们小分队中除了阿源之外唯一的男孩。

他都这样说了，我们几个女孩便更加胆怯了，后来还是里面的人先发现了我们，问我们几个小孩鬼鬼祟祟的在干吗？还是阿娇勇敢，大声对着门里的人喊了一声，“我们找阿源。”

那所敬老院已经有年头了，至少打我有记忆起，它就在那里，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养老院——老人们花钱养老的地方，住在这里的老人绝大多数都是靠政府救济又有残疾的孤寡老人，村子里流传着很多恐怖的传闻，所以家长也不会允许我们随意地靠近那里。

长到十二岁第一次走进它，我们带着新奇四处打量，值班室的阿姨笑着将我们带去阿源的房间，房子属于回字形，走廊的一侧是供人休息的小花园，虽然没有花；另一侧便是一间又一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小隔间，阿源就住在其中的某一间里。

他见到我们的时候明显过于惊讶，张罗着让我们坐，回头看看凌乱的单人床又尴尬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那个房间里只有两张单薄的单人床，分居于房间两侧，有一个木柜子，一个木桌子，还有两个红色的脸盆，阿源的被子单薄又有些脏，窝成团堆在床上，屋子里有一股难以形容的臭味。

阿娇拿出抹布，开心地宣布，“我们来帮你打扫卫生。”我也借机递上手中的礼物，“小伙伴们送你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大家故意大声的笑闹以缓解他的尴尬。宁宁约着他出去打水，大贺也跟着去水房洗抹布，我和阿娇留守，开了窗子，还叠了被子，然后让阿娇跑去把门，悄悄地把剩余的三块五毛钱放到了他的枕头下面。

走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接着大贺跑了进来，“吓死了吓死了，刚刚看到一个瞎眼的老奶奶，她一直盯着我看，吓死我了。”

两秒钟后我们便也见到了她口中那个吓人的老奶奶，她就站在大贺的背后，表情严肃恐怖的看着我们，我大着胆子举手对她摆了摆，声音非常小的说了句，“奶奶好。”

也不知道她有没有听到，反正她转身蹒跚着步伐离开了。

没一会房间里又进来一个拄着拐杖的老爷爷，看起来还比较面善，他问我们，“你们是他的同学啊！”说着他坐到了阿源对面的床上，原来这就是阿源的室友。

我们开始和他攀谈起来，他连连感叹道，“这孩子可不容易，不容易……”

老爷爷打开放在枕边的一个塑料袋，手指颤抖着解开一层又一层的蝴蝶扣，整整解了三次，我终于窥见了里面的东西—花鼓麻花。

“你们也尝尝！”老人抖着手指将塑料袋子举到半空中。

我看着他不禁想起来我的爷爷，一下子没有了任何拒绝的抵抗力，我小心翼翼的伸出手指拿了最小的一块，然后扔进嘴里，没有该有的酥脆口感，甚至还有一种潮湿发霉的味道。

“怎么样，好吃吧？”他问我，我只得机械的点了点头。

后来我们还在后院里见到了那个“传说中”歪嘴流口水的傻子，他在铁丝网的另一端对着我们嘿嘿地傻笑。

到了他们的午饭时间，我们知趣的起身离开，临走时瞄见了他的餐盘，土豆炖茄子。阿源送我们出门，走到值班室的门口，值班阿姨喊住了他，“阿源，一会儿能不能帮忙换桶水？”

阿源爽朗的回了声，“好。”

（四）

2005年，我们初中二年级，阿源依然是我的同班同学。元旦班会前一天，班主任叫了我们几个班委，商量决定过一个特别的元旦—给阿源过生日。

这一次我们凑了五百多块班费，给他买了新的棉衣、棉裤，还买了一个大蛋糕，我还被分派了一个更为艰巨的任务，代表全班同学给阿源写封“情书”，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封情书，我修修改改了二十多遍，终于在元旦零点来临前有了最终稿。

那注定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很多同学还自发给他准备了额外的小礼物，他抱着大家送的礼物，一时只剩下傻笑。

上了蛋糕，吹了蜡烛，大家欢呼着让他许愿，看他虔诚的合起双手，我第一次在他的眼里看到了晶莹。

塞到他手里的那封“情书”，不知何时才被开启，我已经回忆不起里面的字字句句，只依稀记得这样一句，“世界并没有抛弃你，因为你还有我们。”

2014年，我与阿源已有七八年没有联系。QQ上有个新号码加我，招呼是，“嘿，老同学。”通过之后才知道这人正是阿源。

初中毕业，他辗转到南方做了一名消防官兵，如今年纪轻轻已混到了班长的位置。他说，“过年的时候我准备回去看看，挺想你们的。”他还说，“谢谢！”我回他，“谢什么。”

隔了许久，我才收到这样一行字，“枕头下面的三块五我收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