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妈”这个词，在我的人生里出现过两次。它并非经由正门，而是悄无声息地，一前一后，跳上了我的窗台。从此就在那里游荡了。
第一次，是在我回家探亲的时候。一个叫安洁的新朋友，我们在某个安静的下午茶场合认识。她是个相当出色的人，和我年龄相仿，周身却环绕着一种近似大学生的、未被磨损的气息。我想，学艺术的人，大概连时间的流逝方式都和我们不太一样。
她的女儿也一样，像一件完美的、一脉相承的艺术品，刚刚去了纽约读大学，在学电影。
所以，当安洁在聊天里很轻松而不经意的说就给我做干女儿时，我感到一种近乎失重的惊讶。
干妈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存在？我该做什么？我又凭什么，平白无故地接收一个如此优秀的孩子作为干女儿呢？
当然，其实不用想太多。
所谓的“干妈”，不过是一个母亲在为远在异国的女儿，寻找一个紧急出口，或者说，一个备用的降落伞。
如果我是一个会“来事”的人，或者我对她们也有某种具体的企图，甚至于，只是结交友谊，这无疑是一份完美的邀请函。一张通往另一个故事的门票。
可惜的是，关于如何扮演“母亲”或“干妈”这类角色，我的知识储备几乎为零。我也不太会应付那种需要精心维护的、带有功能性的关系，尽管我很喜欢她们，也愿意结交。
更何况，女儿在纽约，我在加州。两个地方在美国的地图上，隔着一片广阔而沉默的大陆。
所以这件事，就一场毛毛细雨，在时间里安静地蒸发了。一位母亲想要保护女儿的那份心情，是真实而厚重的。
第二次，是在昨天。
在那个孩子漫长的成长岁月里，我的身份一直是“美美姨”。一个简单、轻盈的称呼。除了婴孩时期，并没有见过几次。转眼间，孩子也长大了，也来了美国读大学。“美美姨”这个爱称，对于一个成年的孩子似乎能难以启齿了。于是，她的母亲说，就叫你干妈吧！
就这样，我瞬间又被提升到了一个新的身份。
原来“干妈”这个词的内核，有“托孤”的意味。
对“干亲”的所有美好想象，都来自一些她从未经历过的生活版本。比如，两家人的关系好得像一家人，孩子一生下来，干妈干孩子的身份就被自然而然地确定下来。那种其乐融融的、亲上加亲的景象。
如果只是一种托付，对于我这么认真的人，实在不能冠上这么重的称谓。朋友的孩子，我也会尽心尽力。
从小生长的环境，亲情的浓度稀薄，像一个信号不良的收音机，充满了嘈杂和争吵。
我记得在学生宿舍的高低床上，曾有过的深夜对话。室友在黑暗中问：“喂，如果在亲情和钱之间只能选一样，你选哪个？”
我知道，正确答案应该是亲情。但我还是老老实实地说了，我选钱。
室友沉默了。她是个幸福的孩子。
只有在某种特定环境中长大的人才会明白，钱或许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但缺钱，几乎能制造出所有问题。它是一种溶剂，当浓度不够时，很多东西，比如亲情友情爱情，会开始变质、析出杂质。
后来的事实，似乎也印证了当时那个不那么“正确”的答案。钱虽然不是万能的，但高效的抹平了生活的皱褶。即便远在天边，即便隐于山中，只要取得了一点点世俗意义上的成绩，只要是和善大度的，各种邀约，就会自动找上门来。
我很难想象，如果我仍被困在那个充满噪音的原生家庭里，这一切又会是怎样的光景。
十几年前，那个孩子刚刚出生时，我就在身边，也只是得到了一个“美美姨”的称号。一个与我当时的能力值完全匹配的、轻盈的称号。
生活里的童话故事并不多。
但有些幸福，是可以被换算和购买的。它们被装在朴素的盒子里送来，没有花哨的包装，但打开之后，里面的东西是实实在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