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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的老哈河，在暖阳的照耀下，渐渐从冬日的沉睡中苏醒。河面变得宽阔起来，浑黄的河水浩浩荡荡，漫过河堤的春水早已退去，只留下一片湿润的泥土气息。河南岸高高的土崖下，还残留着一些蒙了尘的空山水结成的冰溜子，像是冬天留下的最后印记。而北岸的阳坡上，鹅黄嫩绿的草芽已悄悄从枯草丛中探出头来，一片生机勃勃。岸边的垂柳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柔嫩的枝条如少女的发丝般飘逸。偶尔有几只燕子倏地掠过水面，剪刀似的尾巴划破宁静的天空。春天，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又一次降临在这片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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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风，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吹开了初中的校门。开学那天，道路上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家长们赶着马车、驴车，大包小裹地送子女返校。那些路远的家长，总会仔细估算孩子一学期的口粮，一次性将玉米、小米送到学校的大灶上，换回一沓厚厚的饭票。大部分饭票被带回家中保管，学生每周回家一次，再分批带回学校。那时的我们，还不懂得什么叫“依赖”，只知道，这是生活的一部分。
刚开学上课的时间总没劳动的时间多。开学第二周，学校就下了通知，让我们带劳动工具 —— 二齿子、铁锨、镐头，还有垛墙的钢叉子。任务是修补临街的南墙，那墙是用土打的，跟教室的墙一个样，泥中加了些软草在上顶垛一个帽子，防备雨水冲。可这墙临着街，又是学校的 “软肋”—— 淘小子们总爱从这儿跳墙，有的是为了抄近路回家，有的是住宿生晚上跳出去摸鱼、掏鸟窝，久而久之，墙上就出了好几个豁口，有的地方塌得只剩半人高，露出里面的黄土，像脸上破了的口子，难看得很。班主任袁老师说：“这墙得修，不光是为了好看，也是为了咱学校的脸面 —— 人家路过的，看见咱学校墙破成这样，还以为咱学生不爱护学校呢！”每年春暖花开，学校都要补一下上一年被学生扒开的豁口。今年的开始正好轮到我们班干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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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里七十二个学生，男女各一半。按说七十二人一起干，二百多米的墙也不算啥，可有的同学是家里的宝贝，在家都不舍得捏一根草刺，到学校给公家劳动让他们下苦力，那简直是天方夜谭。比如邻村的玲子，她爹是村支书，在家连猪食都没喂过，这次带的铁锨是新的，连刃儿都没开过，她拿在手里，像拿了个烫手的山芋，生怕沾了土。班主任袁老师早已经从平日的小劳动中看得分明。所以谁在家经常干活、会干活，谁不干活、谁不会干活儿，谁偷奸耍滑，都逃不过他的法眼。他从没有拿皮尺，只是背着手步量一下，把墙分成十二段，再把我们学生分成十二组，每组六人，男女搭配—— 他说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其实是怕男生只顾着逞能，女生又躲懒，搭配着正好能互相搭把手。
我和东子分在一组，还有三个女生：玲子、桂英，还有招娣。桂英是邻村的，家里种着十亩地，她爹常说“桂英比小子还能干活”，果然，她带的二齿子磨得锃亮，手上还有层薄茧，一看就是干惯了活的。招娣话少，总低着头，手里攥着块布，时不时擦一下铁锨把。只有玲子，站在边上，新布鞋踩在地上，小心翼翼的，生怕沾了泥。本人可是个良民，班主任老师布置下的任务都会百分百的不打折扣的去完成，哪怕这个组就我自己，该干的活儿也丝毫不能说怂话呀。
我们组的墙有十几步长，第一步是把旧墙放倒。这活儿危险，袁老师挑了几个“干活把式”—— 我、东子，还有另外两个男生。袁老师说：“放墙不能急，得跟拆旧房似的，一段一段来，不然墙塌下来能砸伤人。” 我们先拿尖铁锨在墙上凿裂缝，从顶到底，每十米凿一道，铁锨尖碰到硬土块，“当当” 响，震得手发麻。凿完裂缝，又找了几根木棍 —— 是从学校后面的杨树林里砍的，粗细正好，袁老师教我们在院内搭三角支撑，木棍一头顶在墙上，一头扎进土里，用石头压实。“这就像给墙装了拐棍，” 袁老师拍着木棍说，“它就不会一下子倒了。”
接下来是铲墙根。袁老师让两个腿脚麻利的男生在院内墙根铲深槽，东子自告奋勇，我跟他一起。槽要铲半尺深，把墙的“根基” 挖松。东子力气大，铁锨一扬，就能铲起一大块土，可他总爱贪快，好几次铁锨都碰到了地下的石头，溅起的土粒飞到他脸上，他也不擦，只顾着往前铲。我比他慢些，却稳当，每次铲完都把土堆到一边，免得挡住路。太阳越升越高，汗顺着额角往下流，流到眼睛里，涩得慌，我只好用袖子擦，擦完袖子上就多了道黑印。东子的后背早被汗浸湿了，棉袄脱下来搭在肩上，露出里面的粗布褂子，褂子上还沾着去年的麦秸。
铲完槽，袁老师喊：“撤支撑！” 我们把木棍抽出来，靠在墙边。然后所有男生都到墙外头，女生站在院内十几米远的地方。“一二三！” 袁老师喊口号，我们一起往墙里推，手按在粗糙的土墙上，能摸到里面的麦秸。墙一开始还硬撑着，晃了晃，土渣往下掉，接着 “轰隆” 一声，终于塌了，尘土像黄雾似的涌过来，带着土腥味，呛得人直咳嗽。女生们吓得尖叫，有的往边上躲，有的捂住嘴，桂英却没躲，还往前凑了凑，看了看塌下来的土块，说：“这墙里的土还挺松，好和泥。”
烟尘散了，地上躺着大大小小的土块，大的有大方桌那么大，小的碎成了末，风一吹就飞起来。东子跑过去，一脚踩在大土块上，“咔嚓” 一声，土块裂成两半，他笑着喊：“看！这土块还挺脆！” 我也走过去，蹲下来摸了摸，土是湿的，带着点潮气 —— 这是开春的土，透气性好，和泥正好。
可谁也没料到，第二段墙放倒时，从墙缝里掉出了个东西—— 是一捆饭票，用麻绳捆着，红黄蓝绿各色都有，方方正正的，只有二十厘米见方。所有人都愣住了，玲子甚至忘了怕脏，往前凑了两步，小声说：“这是…… 饭票？”
袁老师走过去，把饭票捡起来，捏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眉头皱了皱，突然说：“这不是去年冬天食堂丢的那些饭票吗？”
“哦 ——” 同学们都恍然大悟，我也想起了去年冬天的事。
那是个冷天，早上到食堂打饭，会计突然说：“今早订饭不收原来的饭票了，先记账。” 我们都觉得新鲜—— 学校还能赊饭？结果间操时，小道消息就传开了：“食堂会计的屋子被撬了，丢了好几百斤饭票和钱票！” 那时候饭票就是粮食，几百斤饭票够一个学生吃大半年的。有人猜是初三的学生干的，因为他们年纪大，敢干；也有人说是校外的人，因为学校的墙不高，容易爬进来。学校没敢声张，只在第三天就换了饭票 —— 原来的花花绿绿的饭票换成了白色的，材质也软了些，不容易折裂。我原来的饭票总在兜里折裂，换了新的后，我特意把它夹在课本里，平整得很。
“难怪换饭票，” 东子挠了挠头说，“原来真丢了饭票啊。”
袁老师叹了口气，说：“那时候没破案，没想到这饭票藏在这墙缝里。”
也许是因为当年破案手段落后，这起失窃案始终没破。我们都围着看那捆饭票，饭票上还沾着土，有的边角已经潮了。有人说：“这偷饭票的人也够笨的，偷了也没法用。” 袁老师说：“他不是笨，是不敢用。学校换饭票时，要按班统计旧饭票，统一兑换，他要是拿出来换，一准儿被发现。要是分给别人换，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早晚得露馅。” 我忽然觉得，那偷饭票的人或许也有难处 —— 说不定是家里穷，实在没粮食了，才走了歪路。可袁老师又说：“再难也不能偷呀，咱农村人，脚踩的是土，手挣的是汗，干歪门邪道的事，早晚得栽。”
这饭票最终被袁老师交给了学校，听说后来付之一炬了—— 它没了用处，却成了我们劳动时的一段小插曲，让沉闷的干活多了点话题。
小小的插曲并没有阻止我们劳动的步伐，在袁老师一声“都散了吧，各组抓紧干活儿”的呵斥声中，围拢的人便各自散开、各自为战了。我和东子负责砸土块，镐头抡起来，“呼” 地一声，砸在大土块上，土块裂成小块，再砸几下，就成了细土。桂英和招娣负责剁麦秸 —— 麦秸是从食堂的柴房后面抱来的，要剁成寸段，和在泥里，能让泥更结实。桂英剁麦秸很熟练，菜刀一扬一落，麦秸就成了碎末，招娣学得慢，剁了几下就把菜刀拿反了，桂英笑着教她：“刀刃要对着麦秸，不然剁不断。” 只有玲子，还是站在边上，袁老师走过来，对她说：“玲子，你去帮着泼水吧，和泥要水，你提着桶去井边接水，慢点儿走，别洒了。” 玲子这才点点头，提起水桶，小心翼翼地往井边走，走几步就停一下，生怕水洒出来。
和泥是体力活，也是技术活。袁老师教我们：“泥要和得‘不软不硬’，抓一把能攥成团，扔在地上能散开，这样垛墙才结实。” 我蹲在地上，马步扎稳，双手握着二齿子的木把，把二齿子抡到脑后，再猛地往前送，勾住泥往后拉，一下一下，泥里的麦秸和土就混在了一起。汗滴在泥里，晕开一小圈湿痕，我擦了擦汗，继续抡二齿子 —— 那时候不懂偷奸耍滑，只觉得既然干了，就得干好，况且桂英和招娣还在边上看着，总不能让女生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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