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大概“魔山”也是一种效应吧。
城市就像一颗恒星，一旦靠近它的引力，就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旋涡。人一旦进入某座城市，便不可避免地沾染它的气息。热情、懒散、恋土、安逸，这些性格仿佛弥散在空气中，悄然渗入每一个生活其中的人。
身在此山中，不识其面。当你置身其中时，只觉得一切理所应当，等到真正离开了，却又开始思念：思念那里的生活，思念那里的光影与人群。吸引力，来自习惯。人是被习惯驱动的动物，陷入其中时感到乏味，失去之后却又慌张不安。
在这种结构里，时间本身也成了一个伪命题。有人十年如一日地活着，有人一日似十年地燃烧。苏轼说：“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我皆无尽。”康德认为时间是先天感性的直观形式，而黑格尔则赋予它更强的能动性：时间，是精神变动的可感形态。
也正因此，时间从不是客观的流逝，而是一种主观的知觉。我们总觉得童年缓慢而悠长，而成年生活则如风驰电掣，我们被一套重复的模式封装了日常。即使偶有休假，也难以真正逃脱惯性的笼罩。十年过去，镜中多了皱纹，腹上添了赘肉。那个曾经年轻的我，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而这段时间的记忆，却稀少得可怜。最清晰的回忆，仍停留在那些遥远的童年日子里。
也许，延长时间感受的唯一方式，就是打破习惯、制造变动。只有新鲜与刺激，才能激活感官，留下痕迹。可这是冒险的代价：不确定让人紧张，惯性却令人麻木。习惯既是庇护所，也是牢笼。它像托马斯·曼笔下那座永恒的魔山，一方面包裹你，给予你稳定与庇护；另一方面又束缚你，使你在自设的网中不断挣扎，重复着毫无希望的劳动。
叔本华说，人生像钟摆，在痛苦与无聊之间摇摆。加缪更激烈，他说哲学中唯一严肃的问题就是自杀。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笔下，基里洛夫便选择了这种终极否定——一个失去了信仰的无神论者，一个彼得口中“真正的疯子”。他最终自我毁灭，只因为“旧神已死，新神未立”。
而我们这个时代，似乎连“新神”的幻象也不再存在。尼采说上帝死了，而荣格所说的“无意识中的原型神明”也被科学一次次瓦解。我们进入了一个彻底清醒的时代：一切神圣都已褪色，剩下的，只是每个人内心对意义的最后抵抗。于是，一个名为“现代”的精灵诞生了——它以反讽和空虚为母，以自由与焦虑为父。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曾在文化中心看到一对晨练的老人。他们时而起身打羽毛球，时而坐下聊天，饿了便走进麦当劳点些简单的早餐。那两小时的清晨，也是一种习惯，但不同之处在于：只要心情愉快，即便每天走同一条路，也能有所发现。
再想起那些暑假带孩子出游的父母。景区里也许什么都看不见，只见人潮汹涌，但对孩子而言，那些旅程将成为未来岁月里的标记。多年后，他会像奥蕾莉亚诺上校第一次看到冰块那样将那年夏天的太阳，沙滩，和年轻的父母印在脑海中。
至于音乐与时间，托马斯·曼说，音乐唤醒我们对时间的细腻感知，在这意义上，它是合乎道德的艺术。但他也提醒我们，如果音乐使人麻痹、使人沉醉、妨碍了清醒和行动，它也可能像鸦片一样堕落。音乐能是光，也能是迷雾；能唤醒，也能催眠——而在政治上，它从来都是可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