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四，高中同学聚会。席间有人给我电话，问我为什么没参加，我说没人通知我呀。

我很乐意这个时候接到这样的电话。显然已酒过三巡，我不能到场也无须到场成为客观事实。而且错不在我，还可以在电话这头虚情假意地说几句客套话，然后再非常大度地说：

“你们吃好喝好，等下次有机会我们再聚。”

显然我很抗拒同学聚会，更情愿一个人呆着。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失去了最基本的人性，对同学竟可以如此冷漠。我也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自己变得如此分裂，而且还衔接得如此天衣无缝。可能我上辈子学过电焊，要么就是修补楼板裂缝的高手。

直到我听到一个久违的名字。

“今天来了很多同学...”一长串同学名单还没说完，我就迫不及待地问，江鸟也在？快叫他听电话。

江鸟来自海边渔村，估计他父亲盼他心怀鸿鹄之志，振翅高飞，离开这个小渔村。但他高中毕业后却直接回乡谋生了，一度还做了村长，后来因为超生被免了职。于是他又搞起海水养殖，发了点小财。

江鸟身材魁梧，北部湾海风熏黑的皮肤透着红光，精力充沛像头壮牛。

我读大学的时候，他会时不时接济我一两百块钱，要知道我读书那会儿一个学期的生活费才三百块钱。

那时候汇款单是一张明信片大小，印满绿色字体的单据，凭单去邮政局就可以领钱。那年头还不兴“绿卡”，但我却有了天天盼“绿单”的念想，毕竟一百块钱可以让我爽很久，万一不小心是二百，我都快不敢想了。

有时候，江鸟也会将钱夹带在信中。九十年代初穷孩子多，学校收发室里也会偶发信封被撕开的个案。那时候没有摄像头，这种现象难免时有发生。关键江鸟不属于纸短情长那类人，大学四年也没写过几封信给我，印象中信里夹带钞票那次之后，我就叫他不要那么干了，于是他干脆连信也不写，直接汇款。

我搞不懂自己为什么会摊上一个这么好的同学。大学毕业后，江鸟还隔三差五往我家送海鲜，送阉鸡，还有红薯、花生等一应农产品。

每次我妈都说受别人这么多恩惠，一定要我也送点什么给人家。我却总说没事没事，好像该他送我似的。

我从检察院辞职后，他也总借着来市区办事的机会跑来见我。自从律师业务繁忙起来，我对一些不速之客总会产生一种厌恶，但每次只要江鸟来电话，我全身每个毛孔都会笑起来。

这一刻我明白，我还不至于泯灭人性。生命中至少还有令我见之愉悦的人，那些见与不见都无法撩拨我神经的，不见也罢。

“好久不见，这两年你死哪里去了？”我有点责怪的意思。

“你别说，我还真的差点去见马克思了。”他轻描淡写地笑着说。

不过，随着他一五一十描述两年前发生的经过，我浑身的汗毛竟竖了起来。

“那天我开车回家，路上就觉得难受。不知道动了哪根筋，我突然想起打电话给一个多年未联系的同学，幸亏这个同学，我捡回一条命。”

这个同学我并不认识，听江鸟说是个医生。人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条件反射打电话给医生，应该是江鸟在危急关头那个不经意的举动最合理的解释。又或者是上天冥冥中安排，说不清楚。

这个同学让他马上去最近的卫生院，但他回到家就已经昏死过去。

家人将他送到卫生院的时候，那位同学已经安排好救护车，将他十万火急送往大医院抢救。

“急性心肌梗塞！”江鸟给我解释道，“医生说我这种情况非常罕见，有效的抢救时间很短暂，再送晚一点，神仙也救不过来。”

“那时候和死无异，脸色发黑，像死猪一样给人抬着。”江鸟像是看到那时的自己。

“先后做了两次心脏搭桥手术，不能抽烟，不能喝酒，现在瘦得不成人形。”

我说还没恢复吗？他说去复查已经完全没有问题。

我说不对呀，我三叔也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现在能吃能喝，还长胖了，恢复得不错。

他说“我也能吃能喝，吃的还不少，就是睡不好，一睡下就发噩梦，一直梦到醒。以前从来不会这样，一觉睡到天亮，一个梦都没有。”江鸟是那种天塌下来当被盖的人，如今却完全变了个样。

都说死过一次的人很多事情都能看开，但也有亲历过死亡而产生恐惧的人，江鸟估计属于后者。

“不过最近一段时间好了很多。”江鸟似乎在安慰我，让我别担心。

我说你命硬，老天都不肯收你，你就放开心胸养好身体，不要想太多。

他说不知道是命硬，还是运气，他自己也想不通为什么会无端端打电话给那个常年不联系的同学。

我笑笑，接不上什么话。只知道世间的无常用任何言语都难以解释，唯独他说的那个同学隐隐刺痛了我，却让我无比温暖。

原来，在这个无常的世界上，总有些人，无论你见或不见，他都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刻如期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