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教育之路（十一）
人总是想要落叶归根的，回上海是每个离开上海的知青的摆脱不了的梦想。
1996年年初，父亲在帕金森氏症的折磨下（文格造的孽），已经卧床三年。最后思维混乱，连吃饭也常常由孙女喂的情况下，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终年82岁。让我稍感宽慰的是，他1989年被我接到安徽来，前后一共7年，还是过了几年开心日子的。最后三年，白天我在学校里忙碌，但中间还是要抽几分钟时间跑回家去看看他，实在不放心（从学校后门出去就到我家了）。有时候发现他把床上的东西都丢到地上，人也坐在地上，天气又凉，不知有多久了，心里真难过！每天晚上他会喊我好几次，我会立刻醒来，跑过去，处理好，安顿他睡下，我再回来睡觉，居然能够立刻睡着，这个本领想起来是老天可怜我而赐予我的吧。
本来也许我可以更早回上海的，那时招聘教师挺不少。到1996年，招聘已经接近尾声。父亲走了，难道他是为了照顾我么？他走了，我才可以离开。此时我的老母亲在上海病得厉害，也需要我照顾。而且我的女儿已经读完初二，必须到上海读初三。这一切逼得我不得不赶快行动起来。
调回上海这件事，后来发现，进入上海的难度，比起离开安徽来说，要小得多！一个人如果工作不好要调离，人家马上放，高兴还来不及！可一个人如果工作好呢？谁愿意放？难度就很大了，甚至不可能！为此我要感谢校长，他很懂得我的难处，非走不可，就松口了。但是接下来就难上加难，其中的曲折，不提也罢。只说一件事，我后来到上海，工作了一个学期，正式的调离手续才算办下来。里面有多少故事可说？但既然成了，不诉苦也罢。
我调入上海也有要求，很简单：1.要进一个重点中学，最好离家近一点（可以照顾母亲）；2.我的女儿要带进来，安排好。也许口气不小？但结果我的要求都满足了。我进了一个区重点中学，教高中英语，女儿在初中部就读。
报户口，到教育局办手续不费力，没有花一分钱。当然学校录用前必须试讲，这是规定。记得他们让我给高三学生上一堂复习课。我自然全程英语，明白此时必须要显示一下自己的实力。讲完后学生的掌声相当热烈。校长和英语教研组长很欣赏我的能力，一口答应收下，可以马上来上班。但工资还没转？没关系，学校想办法给我开。反正来定了，手续慢慢办不急。
1996年回到上海工作，到2010年退休（推迟一年退。），干了14年。第一年当了班主任，从第二年起转任年级组长（最多有12个班级，要管很多事），还当教研组长（最多时高中初中一起有30几个英语老师）。没有让我做教导主任，我感到很庆幸。那个工作太复杂麻烦，让人很难专心教书。虽然我两个组长一肩挑，还要教两个班英语（其中一个直升班。直到退休还是如此。大概看我身体健壮，不需要照顾吧？），工作很忙，但我能够对付。让我高兴的是，至少假期大部分都属于我自己（当然也有开学前的军训，要到乡下去十来天。），总体感觉比在安徽还是轻松了。
贵州，安徽，上海的学校，学生，教师当然是有很大差别的。我到上海重点中学工作，开始是有点担心自己是否能够胜任的。后来参加市教研活动时，有编教材的外籍专家来作报告，讲话结束后，他让大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现场几百个教师，却都不说话。我站起来，提出了好几个问题，有难度，外籍专家很难回答，当场交流了好一会儿。我觉得我问到了关键。有时候去培训，有大学教授，专家来作报告，可听下来觉得很平淡，没有什么收获。所以，我总是带上书，觉得没有意思时就自己看书，免得浪费时间。这样说来，是不是我这个人太骄傲了？也许吧。但我的感觉就是那样，并非有意看不起人，只是实话实说。
从2006年学会使用电脑后，就试着写文章。教育是我的老本行，自然要写教育的事。结果无意之中给文汇报投稿，居然被采纳了。这激起了我的虚荣心，结果就越写越多了。先后在文汇报英语学习专栏发表了十五、六篇文章。有时候甚至编辑会就某个主题来找我约稿。直到退休后两、三年，毕竟脱离教学一线了，才停了下来。我觉得写这样的文章自己是有发言权的，有一定把握的。我在教学之余写东西，其实对教学是很有帮助的。比如，为了教学生英语写作，我总是自己先写。看看该如何写才合适，学生可能遇到的难点估计在哪里，会碰到什么问题，一写就心中有数了。根据这些我可以归纳总结，写出文章投稿，应该说是比较有质量，很实用的。再比如，我基本是通过阅读来学习英语的，对于自学有深刻的体会。于是就有很多经验，感悟，可以拿来和大家分享，希望有更多的人获益。这样的文章应该会引起一些人的兴趣的。可能有人会问，你写了那么多，稿费不少吧？哈哈哈！我真不好意思说这个事。夫人曾经警告我：如果要靠你那点稿费过日子，我们早就饿死了！当然，写文章只是个人的一种爱好。如果要靠这个过日子，就要设法讨好编辑、取悦读者，还得拼命挖空心思写，尚且不知道行不行。而我这个人是最不喜欢有那么多限制的。我写文章很随意，无欲无求，快乐就好。
记得我曾经代表学校举办过全市青年英语教师公开课交流活动。各区的英语教研员都来了，很多同行也来听课。我校有五个青年教师同时开课，气势很大。在评课时，大家很客气，说了很多表扬的话。有位教研员说，你们学校的年轻人太棒了，发音特别漂亮。这是事实，他们的确非常棒。另一位教研员插话说，毕竟是上海老师嘛，外地的老师就差多了，口音根本不行，还改不了。我马上笑着说，抱歉，我就是外地调来的，口音不灵的。难怪我调进上海时你们看不上我，我才只好到这里上班。他们听了有点尴尬，就打岔说，你不算的，本来就是上海人嘛，口音非常标准。其实那时候，我生活在上海和生活在外地的时间正好差不多，只能算是半个上海人。但我是直接和M国人聊天那么久才练就的口语，信心是很足的。
记得在考英语高级教师时，要求考试者在得到题目后准备10分钟，然后说15-20分钟。这正是我的强项。面对3位考官，我侃侃而谈，随便说半个小时没问题。本来他们要提问，但直接免了。还不如把时间用在别的考试者身上去吧，因为有些人根本就说不了，拖了很久才勉强说两句。这件事不花功夫，没有相当的训练自然就不行啦。
那时候这个学校有高中，也有初中。为了让初中最优秀的学生直升到本校高中，就成立直升班，承诺给他们各种优惠，特别是在师资力量配备上给予照顾。这个做法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即使在最好的市重点中学里面，班级多，教师配备也总有不足的地方。而我们这里配最优秀的教师，还全力以赴，所以毕业生水平是很高的，和市重点相比根本不落下风。在今天回头看看，那时候直升班进入复旦、交大就有十来个，进入同济、上外、华师大等名校的就更多了。如今这些学生，都非常出色，在各个领域都是精英。
相比较而言，外地的学生对老师似乎更加尊敬。考上学校请老师吃谢师宴似乎很平常。但在上海就基本别指望了。不过，我倒是真心赞成取消谢师宴的。毕竟考上大学主要是学生自己努力的结果，老师的帮助是很有限的。如果吃了饭，心里就有亏欠的感觉，让人不舒服。只要他们能够在心里想到老师，我就很满足了。这是我的心里话。
有一件特别的事，我曾经教过我女儿两年英语。她到高三时，我因为工作需要去接新班了。父亲教自己的孩子这件事究竟好不好呢？从我来说，肯定尽最大的努力来教。但因为期望很高，在不知不觉中，恐怕就会缺乏耐心，严格过头。于是孩子自然感到压力很大，还觉得尴尬。觉得我对别人好像都特别有耐心，而偏偏对她却没有，这很不公平，让她觉得委屈。这些是我事后才知道的，她一直不说。其实我应该早一点想到，避免这个偏向。幸好她很用功，也很坚强，特别是独立性很强。后来她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一切都是自己搞定，没有一点依赖。不过，此时她已经超过我了，我要帮恐怕也帮不了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她的英语水平高，还是受到一点潜移默化影响的吧。我当然为她感到自豪！孩子如果不超过爸爸就不算好孩子，是不是？
在上海工作的14年中，忙碌而快乐。对学生而言，我有一条原则：你可能不一定喜欢我，但不得不钦佩我。我用我的实力说话。高中生是懂事的，老师有没有水平，他们一清二楚。靠高压，凶狠这一套，是行不通的。所以我总是坚持不断提高自己，备课要有创意，上课必须优质高效。但是后来，我觉得必须改变。我也要让学生喜欢我才好。所以上课要尽量做到轻松有趣。我相信“没有笑声的课是失败的课”。因为学生学习的动力可以来自喜欢，来自有趣。不知道那么多年过去，他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但愿他们能够来告诉我。
我的同事们是尊敬我的，领导也对我很客气。但是我知道，我这个人不一定讨人喜欢。特别是对领导，我有时候会直接提意见，不是那么听话，独立性比较强。当然，这一切都是为了工作，我希望把工作做得更好。他们也明白这一点。说实话，到上海之后，要交到新朋友好像不太容易了。不过，大家客客气气，冤家我是没有的。也许，这就是上海人的风格习惯？
在贵州乡下，我代课大概有2年；在师范教书2年。在安徽，除去外出进修两年，我当教师有将近15年。到上海，教书14年。合计起来，我当教师有33年了。本可以出国深造，我放弃了；本可以到大学教书，我也放弃了。到退休只是一个高中英语教师。要是没有文格，不下乡会怎么样？谁又说得清？其实，当个高中英语老师难道还不好吗？是的，很好了！我感到满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