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点快点！动作快点！”

“收了赶紧走！别磨蹭！”

几个戴着袖标的男人凶神恶煞地四下游走，严厉地吼叫着。被怒喝的小贩们赔着笑脸，“马上走，马上走！”

这是北京西三环边上的一处早市，人头攒动，卖菜卖水果的小贩们从早上天不亮就在这里摆摊。八点一到，市场的管理人员就吹着尖利的哨子出来撵人，“还不收？不想干了是吧？！”

卖完卖不完，今天的“营业”就到此为止了。吼声如鞭子，小贩如绵羊，被驱赶着用最快的速度离场。

穿着蓝色工作服的陈姐则挥舞着大扫把开始清理满地的狼藉。菜叶子、塑料袋、泡沫保温箱以及没人要的纸箱子，都是她的“宝”。菜叶子里偶尔能刨出来些品相还不算差的土豆胡萝卜，剩下的纸箱子则会被她压扁，捆扎好后扔到小三轮车上，送到废品收购点去。

除了在早市上打扫卫生，陈姐还兼着一个小区的保洁工作。她在小区里清扫楼道，清理垃圾箱，把废弃的垃圾送到社区的垃圾站。小区居民掩着鼻子扔出来的垃圾，她要分门别类地拆开，有残余价值的拿去卖废品，易腐易烂的生活垃圾则要赶紧清走。

“现在很少有走街串巷收废品的了，都是我们这些做保洁的兼职干。还像以前一样蹬三轮车去满街转，会被城管罚的。”

从河北到北京，一晃已经十年。如陈姐这样，在北京与垃圾打交道的外地人，是个数量不小的群体。他们大多没接受过高等教育，初中毕业就算“高学历”了。在城市的清洁系统里，鲜有北京本地人参与垃圾清理和回收。

干这个行当不仅需要吃苦耐劳，还得学会忍气吞声，北京的“爷”是绝不碰这些脏活，也绝不受这个气的。

干了这么多年，她在旁人眼里依然像个隐形人。大多数居民不知道她姓甚名谁，从哪里来。有一回工作服洗了没有干，她换了件捡来的衣服，居然被保安拦下来，问她要找谁。

但是陈姐无所谓，谋生不易，除了保洁的收入，卖点废品一个月也能收入三四百元，够吃饭了。

陈姐常去“销脏”的废品收购点深藏在一处不知名的小胡同里头，来自安徽六安的老张是这个收购点的“老板”。原来在农村种地的老张，家里有三个孩子要养活，那时候日子过得太苦了，在亲戚的怂恿下，他毅然决然抛下锄头，跑到城市里来“拾荒”。

刚来北京的时候他住在西五环外的龙王堂村，每天要骑一个半小时的三轮车到市里来收废品。“必须到市里来，村子里啥都收不着啊！买个三轮车，吆喝呗！”

年轻的老张起早贪黑，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无论严寒酷暑，每天空车上路，希望满载而归。大到家具家电小到矿泉水瓶子他都要，从不嫌少，只要肯吃苦，饿不着。但那个时候最令老张烦恼的是隔三差五的会遇到“收容遣送”。

“只要你是外地人就不行，夜里都抓你！”第一次被民警和保安拦在路上的时候，老张收了一板车的废铁，正兴冲冲地往回骑。“大白天的就把我截下了，三轮车抄去，人关到昌平的拘留所里。”

在看守所蹲了一天一夜以后，又被大卡车送到了火车站，“抱着头蹲着，像看押犯人一样把我们带上火车。”同车被遣返的大都是同一个地方的人。

“火车到了阜阳就把我们扔下来了。”这是离老张家距离最近的一个火车站，也不管他们下火车之后是不是还有余力和路费返回农村。

“没人问问凭什么抓你们吗，犯了哪条法？”

“谁敢说？没人敢说。谁敢问啊？！”老张一个劲地重复了好几遍“谁敢问”，瞪着眼睛像看傻子，“谁问谁犯法！”

还有一次，老张跟几个老乡在饭馆吃饭。遇上了警察临检，查验身份证、暂住证。坐在馆子里的老张懵了，他没带暂住证。吃个饭也能被抓，于是又被遣送回了阜阳。

更令他没想到的是，晚上睡觉也有人来敲门检查。联防队跟着派出所来查房，只要一听是外地的，首先就递解到拘留所。“到安徽的人凑够一卡车了，送走！”

到了阜阳，老张依然不放弃。他被送回来得仓促，身上没带钱。向一同被遣返的老乡借了钱买了干粮和火车票，他又回到北京。收容回来的第一件事，是交500元罚款后取回自己的三轮车。

“胆子大的也跑了。进火车站那会儿，有胆子大的就从队伍中间突然跑出去。押车的警察数量少，也没法去追，”旁边干活的小汤插了一句，“有人被大货车拉着遣送回四川，车到广元的时候，他跳下车跑。结果，摔死了”

小汤来自四川巴中，刚到北京的时候他在环卫部门处理垃圾，北京南站建好之后，垃圾站就拆掉了，他改行去扫大街。

小汤最后悔的是中间有一段时间回了四川，“要是留到现在不走，没准都有社保了。”他咧着嘴笑。给上社保，是他们这群人最大的愿望之一。

现在小汤在一家写字楼下属的物业工作，每天负责清理整个大楼及周边的垃圾。虽然每个月也有两三千块钱的工资，但是工作毫无保障。小汤的哥哥也在北京做类似的工作，这几天他病了，但是小汤没有工夫去看望他。

“做我们这行的，生病了也得接着干，或者自己找人替你，”小汤说，“要是请假歇着，那人家就不要你了，这块离不开人。”

小汤也经历过收容遣送，那时候他拉了一车废品走到六里桥，遇上联防队员查暂住证，直接就被解送到昌平关了三天，“然后又送到广元关了一天，再送到巴中。”小汤说起这些的时候表情平静，倒像是说一件极平常的好玩事。

小汤在右安门干活那会儿，还负责在每天早上四点为旁边的小区运垃圾。

某天早上，“一个醉汉出来说我弄得声音大，碍他事了。他本来就酒喝多了嘛，过来就要打我。我那会儿也年轻，干苦力活儿的，劲也大，当时就把他摔地上了。他不服气，回去就叫了四五个人来打我，我直接跑到派出所。后来是居委会协调，把我放出来的。”

“可不能跟人干架，”已经从青年干到中年的老张最懂这个道理，“人家说你、骂你，你就忍着，本来就是个最低下的职业，要和气生财。”

老张前些年受了“招安”，加盟了一家废品回收公司，有了合法的牌照，从此再也不用四处打游击，走上了“康庄大道”。

现在，他每天早上五点起来干活，晚上23点后再将装满废品的卡车开到石景山的公司卸货。“北京市没我们这个行业不行，离了我们，北京就遍地都是垃圾了。北京人谁干（这行）啊！”

老张的三个孩子都已成年，但没有一个从事跟父亲一样的职业，散落在河北、广东等地各干各的营生，一年见一次。

中午，我提出请小汤吃碗面。小汤拒绝了，“不行，我得赶快回去，垃圾车一点钟就来了，我们要是不在，垃圾就堆在那儿了，这一下午的活儿就没法干了。”

说着，他跨上三轮车，飞快地骑走了。

“像我们这种低收入的，就得拼命地干。”小汤没有五险一金，能在这里干多久，他不知道。他们是这个城市里最底层的劳作者，背井离乡，龟缩在城市的角落里，像是被抛洒在边缘上自生自灭的杂草。

国家、社会、时代、未来，这些词汇对他们来讲，实在遥远得很。有饭吃、有活干、有钱赚，能养活老婆孩子就得了呗。

其他的，有什么重要？他们认命了。

城市离不开这个行当，但离得开这个行当里的人，一个人后退，一堆人顶上来。

这虽然是个最不起眼的工作，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但一样有人抢着干，因为门槛低、不需要本钱，只要你不嫌脏和累谁都能干。

有一天，如果陈姐、小汤消失不见了，不会有任何人记得起他们。很快，新的陈姐小汤会扛起他们留下的扫把和簸箕，在一个又一个没有人注意的角落，清理垃圾，低头行走，如同打不死的小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