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已读过半，“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世间已无张居正”、“活着的祖宗”、“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前五章中，提到最多的就是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产物——文官制度。
在严密的文官制度下，万历皇帝必须压制自己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本性，而作为一个国家机构，作为一种神秘神圣的力量的象征，按照那些文官希望的那样，年复一年做与自己的祖宗同样的事。在张居正一事上的失望、在立储较量中的失败、看透文官“阴阳”的两面性等使他心灰意冷，三十年问出紫禁城，他甘愿接受一场“精神上的活埋”。
张居正的十年新政，力图运用政治铁腕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但他要求过于严厉，以致文官集团抗拒丛生。他本人亦刚愎自用不做让步，一旦身故，心血事业也随之付诸流水。以个人力量对抗整个文官集团是不能取胜的，何况自己本身也出自文官集团，带有“阴”和“阳”的两面性，做不到像要求别人一样要求自己。
申时行则吸取了张居正的经验教训，基于对本朝政治制度的深刻认识，在这种特殊的政治制度之下，人臣和人君必须互相迁就互相让步。因此他采用一种折衷的方法，试图调和皇帝与文官的矛盾，充当“和事佬”。他的困难带有时代性，不是从组织上和技术上可以解决的。他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资遵循，他只能依靠道德习惯和人事的手腕来应付一切。
万历皇帝、张居正、申时行、海瑞，身上都具有一种“上下而求索的精神”，都尝试用自己的方式，使“帝国能纳入他们所设计的政治规范之内”。在这一场场尝试中他们挣扎过、探索过、争取过，但均以失败告终。
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上的政治规范的设计者，有的虽然希望对以文官制度为代表的体制进行改革，但归根结底自己也是文官集团的一员，无法摒弃自身所代表的利益群体的利益，只能在人事上或者具体方法上做出修补，如申时行。有的如万历皇帝、张居正、海瑞，则提出了坚决的反抗，但过分依赖道德而缺乏法律的支撑，个人的力量不足以对抗庞大的文官集团，他们或者屈服、或者被清算反扑、或者绝望而死。
是否王朝的末年都存在一种这样深深的无力感呢？东厂锦衣卫这种特务机构的出现在历史上的王朝不算多见，却在明朝大行其道，不能说没有它特殊的原因。当一个国家的问题无法用法律、制度解决，而必须依靠特务机构解决的时候，可见各种势力盘根错节，各种腐败已经深入骨髓。此时，到了用武力强制推翻一种制度，建立一种新制度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