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去世的时候，比他生前热闹很多。各路近亲远戚都过来了，为他披麻戴孝，请了几个大和尚，夜夜念经给他超度。我睡在东边的老屋子里，常常是在念经声和哭丧声中睡去，又被突然的鞭炮声搅扰得醒来。
出殡那天，所有人都站在堂前，对着我爷爷的那口大棺材，女人在哭，男人也在哭；老人在哭，我弟弟也在哭；刚从牌桌上下来的那群人也在哭，而此前他们正为一张牌争得不可开交。我四下瞅瞅，站我旁边的一位长辈小声跟我说：“你哪行冒哭嘞？你要哭的咧。”她的眼睛红红的，我被她说得羞愧起来。
我和我爷爷并不亲。只是逢年过节回老家时才见着面，他不怎么说话，我和他打招呼，他便应一声，其中的生分我们都感觉得到。等他不在人世时，我的难过悲伤都没有。哭不出来不必说，我为此感到不安起来，进而站在那位长辈的一边向自己催促：“你哪行冒哭嘞？你要哭的咧。”最后还是成功地掉了些眼泪的，只不过是努力地去想了些让人难过的事情。
所以，当所有人都在哭时，你敢不敢不哭？当时的我是不敢的，因为总会有人出来提醒你：“你哪行冒哭嘞？你要哭的咧。”这就是一种无形的压力，这就是“道德绑架”。似乎不落泪不足以明其孝，而孝心是与身份捆绑在一起的，在我看来，感情的流露应独立于身份之外，更应独立于群体之外。否则，便是用应然掩盖实然。这种独立不是反其道而行，不是说大家都在哭，那我偏偏不哭，这恰恰是不独立。这种独立是自己想哭就哭，不想哭就不哭。
“汶川地震”的时候，各大媒体都暂停了娱乐节目的播出，只要打开电视，翻开报纸，无一不是哀鸣。有的学校还特别规定上课前全体师生要为“汶川地震”受害者默哀三分钟。这种种形式上的悲悯说到底就是对感情的管制，而人一旦认同并受控于这种管制，不仅会为自己背离这种悲悯觉得不安，也会谴责他人的背离，至少是易于显露的外在的。
而当你不哭的时候，你是在反抗着什么呢？其实不哭只是种自然流露，在主观上不形成反抗，但在客观上，它却以某些方面的对立面存在。比如，你不为亲人的死亡难过，这被看作是有违人情礼法。而在某次某国领导人国葬时，有位市民正是因为没哭而被判刑，这被上升到政治层面，被看做对意识形态的不忠。
谁能做到敢不哭，谁就得有敢不哭的勇气。而让人唏嘘之处正在于此。因为哭与不哭本该是最本真的。甚至不哭之外，你大笑都不应受到任何非议，也许可以向诗人说的那样“我为我的小步舞曲唱片向在深渊呐喊的人致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