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森中有林》是东北作家郑执第一次拿起导筒，执导由自己编剧的电影。
影片原著作者也是郑执。作为“东北文艺复兴三杰之一”，郑执算是三杰之中最早开始执导电影的作家。
虽然这部《森中有林》整体而言不如两年前顾长卫执导同为郑执作品的《刺猬》，但对成为新人导演的郑执来说，这一次的尝试应该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以及更多的教训。
故事围绕被诬陷而离职的狱警廉加海展开，他被驱鸟员吕新开的弹弓意外打瞎了一只眼睛。
按常理这该是一场复仇戏码的起点，但郑执偏偏不按套路出牌。廉加海没有闹、没有告、没有索赔，反而让自己的盲人女儿和吕新开去相亲。
这个开局，已经埋下了整部电影最核心的底色：没有绝对的黑白对错，只有被命运推着走的人。
八年后，廉加海与旧爱王秀义重逢，旧情复燃之际，一场精心掩盖的凶案将两个家庭、三代人全部卷入其中，从东北到海南，从上世纪末到当下，没人能逃开早已注定的局。
影片的核心意象“打偏了”贯穿始终。驱鸟员吕新开弹弓误伤狱警廉加海，廉加海非但没有追究，反而将盲女廉婕许配给他；廉加海因眼伤错过与王秀义的约会，两人自此离散八年；多年后廉加海持枪质问王秀义为何不杀她，最终只换来一句“打偏了”。
这三个字是整部电影的钥匙——命运从未瞄准过任何人，它只是一次次扣动扳机，一次次击中那些不该被击中的人。
这个设定本身颇具哲思，但问题在于，当这种“打偏”从隐喻变成编剧层面机械操纵的借口时，故事的逻辑根基就开始松动了。
影片前半段采用了黑色电影的创作手法，被掩埋的凶杀案、背负秘密的主角、纠缠的旧日恋情，这些元素本应营造出令人窒息的宿命感。
然而，频繁的视点切换，在吕新开、廉加海、吕旷乃至王放等人的视角间跳跃，使叙事显得片段化，情感线索的连贯性大大减弱。
观众还没来得及与某个角色建立深层共情，镜头已经转向了下一个视角。
本片以分散的视点和跨越数十年的时间架构冲淡了这种张力，使得本该有的窒息感始终未能凝聚起来。
更大的问题出在人物行为的动机上。廉加海与王秀义爱得深沉，当他发现郝胜利头颅中的钛合金钢板时，按人物性格和情感逻辑，他本该第一时间联系王秀义弄清来龙去脉，而非让女儿去报警。
但编剧为了强行制造悲剧，改变了廉加海的人物性格，导致女儿廉婕车祸身亡。随后王秀义请求卫峰用锅炉毁尸灭迹，卫峰为抢夺证据失手导致车祸，又以自杀赎罪。
这些情节的堆砌充满了刻意感，像是为了“故事性”而牺牲了“逻辑性”。正如有评论指出，影片过分依赖巧合推动叙事，而非扎根于人物性格，频繁的巧合直接暴露出编剧层面较为机械的操纵痕迹。
全片最为人诟病的，当属结尾那场终极恩怨对决大戏。
二十年后，王秀义老年痴呆、廉加海患肺癌，两人在三亚的民宿中迎来最后的重逢。
与此同时，王放、吕旷，以及为兄复仇的郝顺利也齐聚于此。这场戏的走向令人瞠目结舌。
众人平静包饺子的温馨氛围下，郝顺利突然发难，瞬间演变成持刀互刺的大乱斗。
剧情转折生硬到近乎荒诞：郝顺利在已掐晕王放的情况下，不先补刀第一仇人，反而转手去杀与他无冤无仇的吕旷；弹弓女孩从背后射中郝顺利额头，物理逻辑完全说不通；被射中的郝顺利瞬间移位到场地中央，仿佛只为方便被廉加海长箭穿心。这些场面更像是一场失控的闹剧，而非命运清算的终章。
郑执在采访中解释，这个结尾代表了他对命运的一种认知。命运本身就是抽象的、不合逻辑的，他想表达的是“在不理解中发生的事情也有其合理之处”。
但问题是，艺术表达的自由不能等同于叙事结构的崩坏。一场突如其来的饺子宴，一顿家常闲聊后的掀桌互刺，想要传达的“宿命无常”反而被形式上的怪异所淹没。
如果整部影片的节奏和风格都维持着统一的调性，这种荒诞或许能被接受为一种风格化的表达；但此前的叙事虽然问题不少，至少还保持着现实主义的底色，到了结尾突然转向，难免让观众感到被割裂。
此外，影片对时代背景的处理也显得表面化。当背景被抽空后，人物的行为动机失去了现实的支撑。
观众无法理解廉加海为何执着追查数十年又悄然和解，也无法理解卫峰何以用自杀来赎罪。
这种悬空感让影片卡在现实与戏剧的夹缝中动弹不得：它有现实题材的外壳，内里却被改造成了戏剧化、偶像化的情感叙事，写实的场景与悬浮的人物动机形成尖锐对立。
郑执在从作家到导演的跨越中，选择了一条冒险的路，放弃对叙事逻辑的精细打磨，转而追求抽象的、带有“疯感”的表达。
这条路或许能在一瞬间刺中某些观众的神经，却难以支撑一部需要完整叙事闭环的电影。
命运虽无常，但恩怨的了结仍应建立在人物的行为逻辑与适度的戏剧性之上。
毕竟，当观众对一部电影的结局只剩“莫名其妙”的评价时，创作者再深刻的思考，也终究难以抵达对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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