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起、商鞅、王莽、王安石、张居正、康有为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改革者，不管他们领导或者参与的改革成功与否，作为一个改革者必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偏执狂。正如英特尔前CEO格鲁夫说：只有偏执狂才可以生存。在改革这件事情上尤其如此。
吴起（？—前381年），战国时代著名的兵家、改革家。他一手领导对于楚国的改革，而且此人心思细腻，不念私情，为了改革的成功，连母亲去世也不回家，甚至为了取得国君信任，不惜杀妻求将。如此偏执，不可谓不极端。
商鞅（约前390年—前338年），战国时代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法家重要代表人物。商鞅在秦孝公时代执政十九年，实行变法，成绩卓著。此君铁腕治国，所有人情摆一边，为树立新法权威，不惜杀戮秦孝公太子的亲信，也为自己的末路埋下祸根。偏执等级之高，表露无遗。
王莽（前45年—23年），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侄子。西汉末年毒死汉平帝，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为帝，后篡权夺位，改国号“新”，并义无反顾进行一场注定失败的改革，无视政治现状，偏执改革，死于农民起义。胡适说王莽是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者，他进行了一场超越时代的社会主义式改革（看官那可是汉朝！）。偏执如此，可歌可泣。
王安石（1021年—1086年）北宋政治家、文学家。仁宗嘉佑三年上万言书，主张变法未被采纳。矢志不渝，贼心不死，终在神宗即位后大展拳脚，猛推新政，但因改革太急，用人失当，改革功亏一篑。王安石可是偏执到连朋友都绝迹的境界，这偏执狂还说出历代君王畏若砒霜的“三不足”论断，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骨灰级偏执狂座右铭。
张居正（1525年—1582年），明万历年间著名首辅，领导万历年间明朝重要的改革，为明朝中兴做出重要贡献。为了推行改革，不惜得罪大批朝臣巨贾，最后差点落得开棺斫尸的下场（由于此人生前太猛，只有死后大伙才敢发泄一下）。此君为改革，也算偏执到一个境界了。
康有为（1858年—1927年）世称南海先生。1888年第一次上书朝廷，建议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十年间上书七次，特别在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联合上京会试的一千三百名举子上书建议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是中国政治改良运动的先驱。“十年光阴举一事，无奈大江已东去。”明知难以成功，还要奋力一搏，此君偏执的可爱。
上述六君推行的改革有成功的，也有不成功的，当然除了改革者自身因素以外，决定成败的还有其他因素。
首先，一个组织或系统而言，任何变动都会牵动全局，整个组织或系统如此庞大，仅靠一部分改革的变动就想推动全局变化是不可能的。
此外，每个朝代的开创者是系统的设计者，等于是从新开始，没有历史负担，利益较为容易划分。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唐朝末年因为军阀割据，国家分裂，所以宋朝伊始，便“扬文抑武”。像这样整体性的更改往往容易成功，而只做部分修改，却困难重重。
最后，一个大系统中，既得利益者都是势力巨大，一旦改革触碰到这些群体，他们会奋起反击，到最后，坚持下来的改革者都是少数的偏执狂，他们拥有最强的信念，最大的决心，甚至是不成功便成仁的气势。
改革者最后成为偏执狂都是有其必然性。但这类偏执狂却是引领历史潮流的领航者。让我们来爱这些为了各种理想走向偏执这条不归路的人，他们或许是这个社会最有远见的人，且不管在任何时代他们都是稀缺品种！这你同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