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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开始做公众号是出于本科毕设的需要，后来觉得这可以成为一个自我抒发的空间，就一直保留下来并断断续续更新着。但在这个过程中，这种“自我抒发”产生了变化。起始，我想抒发的是那部分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自己，尽管我还依然把这个公号定义为“自我空间”，但我却热衷于转发分享，每次打开文章都期待着阅读量的增长。彼时我在公共空间贩卖的是我个人的情感与体悟，我消费的是那部分通过熟悉或陌生的光顾而能转化为虚荣心的自己。
后来，我关掉朋友圈。由于信息的缺乏，我确实丢失了很多疏于联系的朋友的近况，但我也不再表演、不再期待、不再忐忑了，我强行中断了自我对虚幻的假想。朋友圈作为基于人际关系的传播空间，早已随着被附加越来越多的工作功能、弱关系社交功能，而成了维系关系、维持形象的公共场域。我还记得四年前我发的第一条朋友圈，是由于与电脑小哥的交谈而感慨他们的人生，那时我的目的就是自我抒发、自我表达，评论区的功能也仅仅是好友之间的调侃，朋友圈作为我的个人领域还是有益于我身心健康的存在。后来，我越来越注意内容的可读性，越来越注意措辞，越来越关心我发布的内容能不能体现自己美好的一面或能不能吸引来我期盼的关心，朋友圈也从满足自我抒发目的的个人领域变成于我病态的枷锁，展示着多面的人性。
尽管，离开朋友圈的我依然无法做到加缪说的“努力将这场和自己的面对面一直延续到底，让它照见我在今生今世的每一张脸，即使必须付出难以负担的寂寞代价亦在所不惜”，但我确实可以挤出一些时间和自己面对面，而这个公众号又一次变成了我的私人领域，变成了我与自己与朋友交谈的个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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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公私领域交错混沌，仿佛因为手机、网络的介入就没有一个空间可以成为纯粹的私人领域。100多年前，密尔主张公私领域必须区分，只要关涉到个人的部分生活应当属于个性，凡主要关涉在社会的那部分应道属于社会。他应该没想到，几十年后互联网的出现让人们更加模糊了个人与社会的界线，获得个人信息变成探囊取物，各类app上的个人数据比你自己还了解你的行为与喜好，就不说“棱镜门”引发的个体根本无法控制的对信息安全的恐惧了。
什么是私人领域？我们拥有自由，拥有“按照自己所认为好的样子去生活”的自由；拥有隐私权，拥有不伤害或影响他人就能保留的隐私权。中国自古以来秉承的是集体主义的文化观念，隐私权谓何物好像从来没有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被彰显出来。当我们刚刚懵懂的进入青春期，感情的嫩芽初出萌生时，日记、短信被扒得一丝无挂，除了情感的夭折，被扼杀的还有关于隐私的认知。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个人主义的观念慢慢浮起，孩子与父母的冲突日益加大，但孩子也逐渐找到了保护自己的武器。只不过我们终于在文化观念转型的过程中看到些许希望时，网络这张大网又让我们对自由、隐私和个人产生了质疑。
互联网刚出现时，乐观的技术决定论者认为其能带来群体理解、社会和谐和世界和平，网络空间也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能够自由讨论、自由表达的公共领域，人们尤其是极权主义国家的人们可以在这个场域内参与政治进程。但20年后，背负着公共领域理想的网络空间变成了过滤不一致观点的“回声室”，人们在相似话语的舆论海洋里加强自己的既有倾向，极化自己的所持信念。尼葛洛庞帝不得不在悲愤中感慨自己对于互联网做出的最大的预言并没有实现：“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管制在升级；贫富鸿沟在加剧”。获得了更多信息，掌握了无限知识的人们好似更不快乐了，负面情绪四处弥漫，虚假信息无处不在，“熟人社会”变成“怨恨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