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十九世纪俄罗斯文豪，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
19世纪60年代，皇皇巨著《战争与和平》，70年代中期托尔斯泰写作并出版了其另一部，史诗性的作品《安娜.卡列妮娜》。这两部作品不仅震惊了俄罗斯文坛，而且，令整个欧洲文坛为之侧目，至此为止，托尔斯泰的文学生涯可谓一路凯歌，进入了巅峰时期。
然而文学巨人的脚步并没有继续大踏步地向前拓进，相反经历了短暂的沉寂之后，托尔斯泰在1879年，开始抛出的精神自传《忏悔录》，里边断然宣称，“我与圈子里的生活决裂了，因为我意识到这不是生活，而仅是生活的影子。”
尽管另一位俄罗斯文坛巨匠屠格涅夫，在1883年去世前夕，在病榻上给托尔斯泰留下了情深意长的绝笔信：“为了俄罗斯文学，请回到文学创作的轨道上来。”可历来高度自信，性情偏执的托尔斯泰却丝毫不为所动。人们不禁要问，托尔斯泰为何要在其文学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突然转身呢？在此种转变的背后，可曾隐藏着解读的托尔斯泰作品的什么密码吗？托尔斯泰精神与生活的转型最终有什么结果？
构成托尔斯泰人生分界线的《忏悔录》，追溯了 作者五十年间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既是其前半生精神探索的总结，也是其后半生精神与生活全面转型的标志。在这部著作中，托尔斯泰虽然已公开忏悔了，自己过往生活中的虚荣、说谎、自大、暴躁、贪财、赌博、荒淫、嗜杀等各种罪错，但重点却是在描述他为寻找生命的意义，在东西方各种伟大思想，各种宗教间的求索。而在信仰问题上的纠结，以及信仰的失而复得，则明显是这部心灵史的核心。在《忏悔录》中托尔斯泰宣称，我恢复了对上帝，对道德完善，对表现了生命意义的、传统文化的信仰。对生命终极意义的需求，是托尔斯泰精神结构中最鲜明的特征。
在《忏悔录》中他说，人为什么活着，应该怎样活着，这不是幼稚和愚蠢的问题，而是生活中最重要、最深刻的问题。早在十几岁的时候，托尔斯泰便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断语：“人最可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活着却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既然为什么活着，这个问题对他来说如此重要，终其一生，托尔斯泰都在紧张的寻觅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不奇怪了。
正是对这样一个没有答案，就生不如死的问题的迫切的追索，使托尔斯泰中断了其如日中天，名利双收的文学生涯，走向了宗教信仰的精神王国。事实上，《忏悔录》只是托尔斯泰精神生活发生急剧转变的标志，这本书的发表仅仅意味着，他毕其一生，都在痛苦纠结奔突不息的精神，从一个轨道进入了另一个轨道，绝不意味着其精神探索的终结。所以托尔斯泰在此后很多年都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基督教神学，而且为了直接读懂希伯来语的圣经.旧约，他在晚年又自学了一门外语 ——希伯来语。
作为托尔斯泰早年精神探索的总结，这本书告诉我们，人生终极意义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托尔斯泰，对这一问题的焦灼探究，正是始终潜隐在作家托尔斯泰文学创作中的一条红线，而这也正是我们解读其所有文学创作的一个最有效的精神入口。
从这一入口切入，我们可以领略托尔斯泰一生创作中，为什么写了那么多孜孜于精神探索的主人公。从成名作《童年》中的尼古连卡；到《一个地主的早晨》中的聂赫留朵夫；再到中篇《哥萨克》中的奥列宁；从《战争与和平》中的彼埃尔；到《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列文；再到其晚年的长篇小说《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自传性的人物，大都心智发达，观察敏锐，心灵纯洁，为人真诚，过着与众不同的精神生活。
当常人为填饱肚皮的面包，在生活的大地上挣扎苦斗到气喘吁吁，他们却为其灵魂的意义在精神的绳索上，摸索奔突到脸色苍白。托尔斯泰的精神探索型主人公，既继承发展了俄罗斯文学中，以奥涅金领衔的“多余人 ”在精神苦闷中，所绽放出来的那股精神活力，又丰富深化了，西方文学中拥有哥德的《浮士德》所表征着的那份生生不息，永远向上的精神寻觅。而正是 这份对精神生活的执着关注与探索，决定了托尔斯泰小说创作中的鲜明艺术特色—— 对主人公心理世界的表现，达到了“心灵辩证法”的高度。
从这一入口切入，我们还可以破解托尔斯泰文学生涯中的一些悬案。如《安娜.卡列尼娜》发表后，以亨利.詹姆斯为代表的一些西方作家和评论家，曾指责托尔斯泰在这部小说的结构上，犯下了一个低级错误：用一个小说，写了两个基本上不相干的故事。安娜的爱情悲剧与列文的精神探索。对此，托尔斯泰的回应是，我没那么幼稚，这部小说中的两个故事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拱形结构”，如果托尔斯泰的自我辩护是成立的，那么问题就来了。将两条故事线所连接成一个完美的“拱形结构”的“拱顶”在哪里？或者说，将两个故事勾连在一起的那个“结”在哪里？
对此，托尔斯泰本人始终语焉不详。于是，找到这部小说中的“拱顶”就形成了后世很多批评家，津津乐道的非常有趣的问题。
其实，如果我们从“终极意义的探索”这一托尔斯泰文学创作中的红线入手，也许就会找到破解“拱顶”之谜的钥匙。比较一下这两条线索上的两个主人公，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方式不同，性别不同，但就都是在执着寻求生命的某种精神价值的意义而言，列文和安娜其实是同路人。
首先，他们信条同样的逻辑。 没有意义的活着比死亡还要可怕；其次，因为相同的精神结构，这种结构，是作者托尔斯泰精神结构的外化，他们在精神气质上其实是非常相似的，两个人都落落寡合，忧郁孤独，都对现实持有怀疑和反叛的生命姿态，都在与现实的紧张关系中精神高度紧张、不安等等。
在小说的结尾，执着于意义探求的列文，因为找到了对上帝的信仰，而使生命获得了某种精神价值活下来了；而同样是要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的安娜，在爱情的幻灭中，走向了死亡。这样的结局，使两个主人公，在对照中进一步彰显出，连结两条故事线索的“拱顶”或“拱节”，其实，这就是这部作品的主旨——那些诚挚高贵纯粹的灵魂，对生命价值与意义的求索。
以《忏悔录》的写作与发表为标志，文化巨人托尔斯泰的人生被区分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是为文学家阶段，大约25年左右； 70年代末至是1910年去世，是为神学家与宗教活动阶段,有30多年。作为文学家，托尔斯泰的绝大部分文学作品，毫无疑问都创作并发展于第一个时期。其生命的后期的30多年, 除屈指可数的少量中短篇小说，几个剧本以及90年代他创作的，用于宣扬自己宗教学说的长篇小说《复活》。他基本上放弃了文学创作，其人生最后的30多年，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宗教问题研究与宗教活动上。
从文学转向宗教使得，托尔斯泰在生命的后期，构筑了一套迥然有别于官方教会的，个人化宗教学说——托尔斯泰主义。
托尔斯泰主义，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基督教无政府主义。在政治层面，托尔斯泰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为根本特征，并由此推演出反对所有政府，反对一切战争，及至反对纳税，反对从军，反对出任公职，这样一些极端主张；在经济方面，晚年托尔斯泰认为金钱就是罪恶，拥有金钱就是拥有罪恶，因此他主张， 富人应该无条件地将自己的钱财分发给穷人。
道德的自我完善及托尔斯泰主义的核心。托尔斯泰认为社会要和谐，人生要幸福，根本途径只有经由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而爱的精神则是则是道德的自我完善的标的。晚年托尔斯泰讲，道德自我完善，视为人生的最高真理，这就难免否定政治变革，经济变革，之于社会与人类的意义。这种爱的乌托邦，及其明显极端的经济政治主张，如果用理性的逻辑来衡量的话，显然是破绽百出的。但托尔斯泰本人，却用一种非常真诚的态度来践行自己的学说。
80年代之后，托尔斯泰戒绝了早年所有奢靡舒适的贵族生活习惯，开始像农民一样粗茶淡饭。他放弃了自己所有作品的版权收益，并拿出很多钱财，赈贫救灾。不管托尔斯泰如何真诚，事实上他自己也无法完全践行他的乌托邦学说。比如说，他虽然想散尽自己家的万贯家财，但他的夫人与绝大多数子女的坚决反对，却使其根本无法如愿。这使得托尔斯泰内心难免非常痛苦，为此他甚至多次离家出走。1910年冬天的一个深夜，82岁高龄的托尔斯泰与夫人大吵一场后，再次离家出走，因突发疾病，最终客死于俄罗斯的一个无名小镇。
这样的结局，对毕其一生都在精神的荒原上，执着于终极意义探索的与寻觅的托尔斯泰，堪称是一个极具隐喻意义的完美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