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军队的弹药等军用物资不断调运到船上，军中说是送到海上军资仓库。我们这一帮国军下层人员也纷纷猜测，这是军事即将转移的迹象。
东北没有丢失以前，葫芦岛、秦皇岛同是一条军事补给线，现在没有这个重要性了。这几天通讯兵在加紧收电话线，更能说明军事撤退是早晚的事。团部也在警告我们有事不能跑远，怕随时有紧急任务。
11月下旬的一天傍晚，秦皇岛海岸边突然集合上了登陆艇。次日天亮各个连队开始上船，我数了一下海面，共停放十艘登陆艇、一艘兵舰。我们是国民党驻秦皇岛第86军直属部队，军长刘云瀚就在我们船上。军长用望远镜，向陆地上看了一下，问外围警戒部队可全撤回没有？团长说还有两个连，正说间，一个连跑步来到船边，每个人在这寒冷天气里头上都冒着大汗，上气不接下气，我们都招手催他们快些上来。这时还有一个连没有来，军长看了一下手表，说：“九点已到，这个连不要了，开船！”
虽说我们是正规军，但在上船时也遇到麻烦，差点上不了船。进船通道上有几个少校军官把持着，非遣返人员不得上船，我告诉他我是当地驻军，把守的军官也是不买帐，如此数次找寻上船机会，都未成功。海滩上还有一些上不了船的人，大家都很急，在合计一下，只有硬冲上去，除此别无他法。我说“他们这些人谁不怕死，好不容易能从东北回家了，我们狠一点他们也会怕！我们摆出拼命架势，看他能怎样。”其中有一人说他有五颗手榴弹，于是七八人敢死队就形成了，先在水滩上放了一只，一声巨响，我是领头第一人，口喊“冲呀”，将盖打开，把手榴弹举得高高的，把门的几个人，见势头不对，手一松，我们全进去了。
上了船的第二天才开船。开船后，我把钢盔(两层内层胶木的)当锅，放了一斤多大米，找了一点木柴，向船员讨了一点淡水。开始船员不给，我说就把你洗过脸的水给我就行了，总比海水好。于是就放了一钢盔的水，支起炉灶，烧将起来。当我再去寻找木片时，钢盔已经不见了，这个船上有几千人在哪去找？只能自认晦气。
我们在海上飘了三天三夜，没有水喝，也没有吃的。我带着一斤糕点，没有水咽不下喉的。幸亏是冬天，不喝水还能抗住。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四肢无力，口水吐出来，像雪花膏一样浓厚。
下船到了上海鸠江码头，这里是一片农村，我们都瘫在地上，走不动了，急需的是喝水吃饭，补充肚皮。我带有大米，找了一位农户加工，还贴了一点蔬菜，七八个人吃得痛快，肚皮填饱以后，精神也恢复正常，走路又有劲了。
饭后大家分手，还说了一声再见，实际上永远也没再见机会。
我赶赴火车站，坐在头等车厢，当时军人乘车是不打票的。由南京下车，乘船回家。 （节选自陈钧成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