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中国人眼中是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国度，于世界亦是如此。其神秘独特的东方文化魅力激发着西方世界的好奇，政治经济的发展及在战争的表现又让世界为之侧目。
在提出日本这一研究课题的时候，本尼迪克特写道：“我们有许多相当模糊并且带有深刻偏见的观念，这是20世纪的一个主要障碍。”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她走在了拆穿世界观察日本透镜的前列。
缺乏田野调查、对东方文化的模糊、史实的不准确等硬伤成为《菊与刀》被学术界诸多诟病的原因。但正是这一本“很不专业的”讲述美国人眼中的日本的书自出版的半个世纪以来，依然畅销不衰，具有鲜活的学术生命力。
文化是我们浸入其中的氛围，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其中却常常浑然不觉。尤其在这个全球化的信息时代，我们很容易就能接触到其他国家的文化，但是这种接触却是很表层很粗浅的，有时可能仅限于呵呵一笑。但是在人类学家眼中，任何简单的文化细节都是值得研究的课题。现时的存在是如何经过历史长河的沉淀和流变成如今的理所当然、司空见惯？也正如书中所说：“社会科学家的任务就是为当今世界各民族研究出他们的眼镜的‘配方’。”
虽然《菊与刀》对日本国民性的论证过程和许多次要观点都有待商榷，但是她关于日本国民性的自相矛盾和“耻感文化”的揭示甚至震惊了日本人自身，使其也不得不承认自身于自身的观察盲点。
“任何一个学者，只要不固执地相信差异必定就是一把悬在世界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那么在它看来，用外部干涉的办法来阻止人们形成无论何种人生观的人，都一定是不道德的。”虽然其美国人的眼光对日本的观察是畸形的，可能还怀有不屑和嘲笑的想当然，但她作为人类学家的基本立场是正确的——任何文化现象都是可以理解的，任何刻板印象都是片面的。
从本身内容来看，《菊与刀》对于日本国民性的研究主要有等级制（万物各安其位，各得其所）、负恩者（人生来受恩，终生负恩）、义务、对社会的义理（有恩必报）、对名誉的义理（爱惜羽毛，有仇必报）、人情（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道德困境（道德冲突、耻感文化）、自我修养（打破矛盾，随心所欲不逾矩）、儿童教育（幼儿和成人教育的不连续性是矛盾的根源）等主要观点。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也是让我觉得甚至在当今的中国的社会依然随处可见的文化现象有“人情债”和“维护名誉”。
本尼迪克特认为在日本人眼中，人情债的偿还可以是非常精确的、可以是等量回报的，他们常常充满怨恨情绪地在舆论压力下违心地履行人情债。这让我想到中国的请客吃饭，被请的人背上了被请客的人情债，总是要在以后找个机会请回去，并且就像一根绷在脑子里的弦，每次见到这个人的时候，弦都会紧绷一下告诉自己：“我还欠这个人一顿饭呢。”就像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的比喻称中国社会里人际关系就如同石落水中荡起的圈圈涟漪，与西方社会中以权利义务为媒介的线性流动不同，这种人情的背负可以说是东方社会的典型特色。
“维护名誉”用中国的通俗说法就是“要面子”，本尼迪克特把这一现象的落点放在“耻感文化”上。“耻感文化”依赖于对良好行为的外部控制，其首要意义是任何人都非常关注公众对他行为的评价。她把日本的生活比作“失落的天堂”、“桎梏”、“牢笼”、“种着小树的盆景”。这种耻感文化是东方集体文化土壤里结出的花朵，尤其在日本这样资源匮乏人口众多的国度，个人离开集体根本难以生存，使得他们非常在意他人的评价。但是本尼迪克特认为“耻文化的根源在于日本是多神教而不是一神教”，是以西方宗教地位为参考作出的想当然的论断。
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生物，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又常常超乎想象，尤其在人文社会科学学家眼中。《菊与刀》是美国人探究日本国民性的一次尝试，虽然问题诸多，但也不是全无用处。它不仅讲述了日本文化，更是蒙上了一层美国文化的面纱，所以是一次有趣的阅读旅程。
当然更珍贵的收获在于，它告诉你绝对客观是不存在的，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尤其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管人类学家多么宣称自己的忠诚。同时，文化的有趣在于它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多样性，它就像一个永在成长但从不衰老的姑娘，你想要了解她，就要回顾她的历史，留心她的现在，守望她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