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朋友Michela是我在根特的舍友，我们于同个屋檐下生活了三个月。那三个月的开头，我俩小心翼翼，生怕触犯了对方的文化和习惯。三个月后，经历了好些事情，我们终于成了很好的朋友。春天我回国，她送我到火车站，邀我夏天去佩斯卡拉她的家里度假。
我当然是笑着答应。尽管内心忧伤地深知，国内的事物多烦忧一如黑洞，不知要将我吸入多久。但是你无法对一双闪着希望的蓝眼睛说“可能”。
小朋友有小天使般标配的外形：个子不高，深蓝色的大眼睛，暗金色卷曲的长发；薄薄的嘴唇时常撅起；面颊消瘦，身躯丰满。她说英语时带着柔软的意大利口音。她说意语时，更是柔软：并不是她所在中部意大利的口音，而是不知哪来的一副抑扬而黏滞的腔调，听起来像孩子在撒娇。于是我喜欢喊她“kid（小朋友）”。
她和我同龄，人生轨迹相似，性格迥异。她喜欢社交，懂得世故，体贴入微，在人群中总能如鱼得水地说话。我更像是“看似孤僻沉稳的观察者”。可人与人接近的触发，往往更加简单。
三月底家里闹老鼠，少不了热闹。整整三天，她寸步不踏入老鼠活动过的区域。有必要时，她才移到厨房边缘，双手捂着眼睛，只在食指和无名指处开一个小缝，弱弱地喊我：“请你把厨房柜子的帘子拉开，帮我拿一个购物袋好吗？”这时候我总要逗她，指着她站的方向尖叫。吓得她满屋子乱蹦，边喊：“What???!! What??!!!!!”
记得我们俩离开根特差不多是同一周，我比她早两天。离开之前，我苦逼兮兮地赶实验，吃尽了拖延症的苦头。而她则有条不紊地收拾东西，和大家告别。最后那个周末，她在酒吧开了告别party，眨巴着蓝眼睛邀请我也去。当晚我从实验室回家，纠结良多，总算拔起腿出门。Party开始了好久，她以为我不来了，当我出现时，她从房间的另一端开心地大叫，跑来抱住我，说：“我很高兴你来！”
七月初，我在从罗马到佩斯卡拉的汽车上，想起这些，不住地笑起来。真没想到我竟要去佩斯卡拉找小朋友了。可以想象她有多开心。
汽车开得很块，脑袋圆圆的司机不时嘀咕一句意语，一路和迎面而来的客车司机招招手。
跨越亚平宁山脉的时候，风景尤其好，大片沧桑的岩石像突出的青筋显露在绿色的山脊上，间或高处有房屋和高高的尖顶教堂。我昏睡过去，醒来已到佩斯卡拉。小朋友敲我车窗，大笑着。亚德里亚海的风将她的皮肤吹成健康的棕色。
在她家呆了几天后，我的皮肤也成了红棕色。尽管我信誓旦旦地说黄种人几乎没有晒伤这么一说，可再强大的皮肤也禁不住穿着比基尼在正午的阳光下睡去。洗澡时凉水拂过灼烧的肩膀，又热又疼。
“瞧，你现在是巧克力了。”小朋友的哥哥卡米拉说。早些时候我们去海滩之前，小朋友的男友卢卡瞅了我胳膊一眼，说：“呵，你和莫萨里拉芝士一样白。这并不是件好事。”
卢卡是个农民，个子不高，很结实，浓密棕色的头发剪得短短。他住在离佩斯卡拉一百公里远的小村庄。我在根特见过他一次。他从意大利飞来，那天根特下着大雨，他神情阴郁地抱怨糟糕的天气，拉开行李箱，满满一箱蔬菜还有新鲜泥土的气味。而现在，卢卡在阳光里笑得英气十足。
卢卡身上有一种简单的力量，你站在他身边，会不自觉地信任甚至依赖他，觉得如果天塌下来了，他一定能顶起来。有时候他也像个孩子，说话直接，情绪不加掩饰地写在脸上。
小朋友的哥哥卡米拉则是另一种人。话很少，深棕色的眼睛仿佛能看透你。
我刚去的那天晚上，是欧洲杯意大利和德国四分之一球赛，全意大利人民都跑去餐馆或酒吧看球，卢卡和卡米拉都换上自己的“幸运球服”。
整场比赛踢得沉闷。德国先进一球，之后博阿滕手球犯规，意大利点进一球，整个世界欢声雷动，大家才缓过气来。卡米拉抱歉地对我说：“你赶上了比赛，要不然我们的饭局通常有聊天和笑话。”
一餐饭紧张兮兮地从九点吃到快要半夜。最后意大利还是死在点球大战。比赛结束后，卡米拉拍手道，好样的意大利！和小朋友开几个玩笑。而卢卡阴着个脸不说话，小朋友拉了拉他的手也没反应，整整十五分钟跟石化了一般。而后出了餐馆的门，卢卡才渐渐缓过来，开始取笑本国球员点球的丑态。
这时候已经凌晨一点。我们在佩斯卡拉城中心的酒吧坐下，喝着鸡尾酒，看着人来人往。男男女女身着自己的国家：足球和时尚。更为夸张的是，年轻的爸妈坐在酒吧喝酒，边上停着婴儿车，面颊画着国旗的小孩们打闹着，丝毫没有困倦的迹象。
“人们怎么都不睡觉？”我问。
“因为今天是周六并且有球赛。如果球队赢了，沙滩上有通宵派对，人们狂欢到天亮，看朝阳从海平面升起。”
于是我头一次怀着愧疚的心情，庆幸赢球的是德国。
后来那天从沙滩上回来，已经凌晨四点。小朋友开的车，男士们都醉了。
在根特的时候，我们聊到卢卡，小朋友是这么描述的：“他是个农民，有一大片菜园和橄榄园。” 这么说着，一脸自然，甚至还为能吃到新鲜蔬菜而自豪。后来谈话深入，她说和卢卡在一起很开心，但必须承认有艰难的地方，比如卢卡不理解PhD工作的艰辛与压力，等等。
她在根特和卢卡经历过一些风波。当时我问她怎么办。
“我不知道。我仍然爱卢卡” 她的蓝眼睛里我看到了答案。
在去San Vito沙滩晒太阳的火车上，我们谈起另一个共同朋友的八卦，谈到忠诚。她笑着说：“我又有什么资格跟你说这些。”
我说：“I'm glad you guys had worked it out.”
“Indeed, we worked very hard”，她将视线放到远方移动的山脊，“那些风波让我意识到，我需要的是什么特质。我告诉卢卡，我们在慢慢调整。现在好多了，以后会更好。”
对于事物，她总是带着南边意大利人天生的乐观。
也难怪，在这样的阳光和海滩下，有什么问题是不可解决的？躺在布满碎石的海滩，把头藏到大阳伞下的一方阴凉，听着潮水在碎石的间隙种起落冲刷，发出金属质感的巨响，抑或是闭上眼睛，抑或是看书，都是一种享受。晒得浑身发热后，再走下清凉的海水里，把身体浮起来。
海水蓝得轻飘飘的，被我们称为“蓝色的阴影”。
而后我们上岸，让阳光将身上的水珠晒干。阳伞下我看一本机场捡来的英文小说《Wild》，她看意语版的《百年孤独》，时间就这么默默地缓缓地从我们身边淌过，一天，两天，三天。
我书里的主人公正在经历着人生的痛苦和抉择，与其说抉择，不如说是没有选择，那条路指引着她踏向迷途，踏向嶙峋的山峰和荒野，在迷失中寻回自我。看到这里我抬起头深吸一口气。见小朋友也抬着头，盯着远处的大海微笑，一本百年孤独只翻了几页。
或许她总是在笑，年轻的眼睛下方已经笑出一条深深的纹。
某一天晒完太阳，在回城的火车上，我们对坐着讨论一个甜点的配方，她变得严肃，眼睛下面的笑纹伸展开，露出一块未被阳光晒到的皮肤，和面颊上其他部分的红棕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与熊猫脸异曲同工。我拿镜子给她看，我们笑得停不下来。
她说，明天晒太阳的时候得思考一些严肃的事情。
“比如人生？”
“不，比如菜谱。”
可是下一天过去了，那块皮肤依旧白皙，她还是微笑了一整天。
“在这样的景色里，你怎能不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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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斯卡拉是个新城。城市是长方形，由北向南铺开。往东亚得里亚海，往西亚平宁山脉分支，山脉的坡度上有一片片橄榄园种植区。
它曾经只是个小渔村，在二战中被摧毁。战争后政府投入大笔钱，努力将它建成一个像模像样的城市。尽管这样，还是和我印象的北边城市（诸如米兰、翡冷翠）差异很大。
街上的车总是很多，红灯前停着一大排汽车如蓄势待发的公牛。过马路时小朋友会拉住我，说虽然这里是欧洲，但是不比比利时，过马路还是要“double check”一下。我笑了，于是开启国内模式，于是发现这个城市和中国的城市总有些无以言表的相似。
一天晚上和卢卡在讨论秩序这个议题。卢卡说他讨厌根特，因为根特过于秩序井然。
“就像开车，整个群体只能在这个速度范围内龟速爬行，多么可笑的场面！”
确实，秩序给了生活一个最基本保障的底线，可是从某种程度来说，秩序破坏了想象力。这么一想，从无秩序与头脑灵活的程度上来讲，意呆和中国是挺像的。
而后又想起一些熟悉的细节：走在市中心的街上，大部分都是新且高的方格子；路过桥洞，立刻扑面而来一股尿骚味；我们乘的交通工具，没有一趟是准点的；城区的海滩由于污水排放，终于水质出现了问题，周末大家外出去晒太阳，通往城郊海滩的道路堵得死死的，我们花了半个小时才找到停车位（后来我和小朋友只好乘列车到更加郊外的海滩）。
但是也有一些温馨的相似之处。比如满街的树木花草，有棕榈、三角梅、各色夹竹桃、爬山虎、和各种外形熟悉的莎草。比如蚊子，有一天夜晚我们尝试坐在沙滩边，不到一刻钟，大家纷纷抓耳挠腮拍腿。
太阳下山总是在晚上九点以后，我们回家吃饭。小朋友的爸妈在花园里支起桌椅，开始准备饭菜。我们坐在摇椅上聊天，脚下蚊香袅袅，我闻到了家的味道。
小朋友父母的家族都来自南方，战争结束后移到意大利中部定居。而后她的舅舅叔叔阿姨们纷纷搬去经济更好的北方，只剩下她的父母，买下了这栋两层的房子。平日孩子们不在，他们会将空房间放到airbnb以每日15欧的价格出租出去。
“你搬过几次家？”小朋友问我。
“四次吧。童年两次，青少年两次。”
“那岂不是丢了很多东西？”
为什么这么说？
她拉我到院里，一颗柠檬树足足有三人高，结满了黄黄绿绿的大小柠檬。“从我记事以来，我们每年都拿它的果子酿lemon celo。”
她再拉我到一楼进厨房的地方，我看到了一堵充满历史的墙。墙上有量身高的标尺，隐隐看到铅笔画出的一条条细线，小朋友的姐姐、哥哥和小朋友：01/06/1990 Martina; 03/02/1993 Camillo; 05/11/1996 Michela... 而最新涂的几条低矮的线，属于小朋友姐姐的儿子Francesco。
我很感动。忽然想起家里的床头柜上三个人各种笑容的照片，想起抽屉里躺着一叠又一叠书信。于是我说：“是丢了一些，也留下了一些重要的。”
在佩斯卡拉的最后一个晚上，她带我在附近沙滩边上的酒馆里，喝了很猛的鸡尾酒Americano，笑得停不下来。酒吧的老板用速度很快的意语跟我喋喋不休，小朋友忙不失迭地翻译：拉丁语系世界第一，意大利最棒（很多本地意大利人的自豪感）。我们混乱到英语、法语和意语杂糅在一起讲。最后我连最基本的“glazie（谢谢）”都忘了怎么说。
从酒吧出来，我们从海边走回去。小朋友问我，以后毕业后是否回家？这个问题让我思考了好一会儿。说家是一个很tricky的概念。
她笑称我们都是“traveler（游荡者）”。说：“你知道卢卡为什么讨厌根特吗？因为根特让我滞留在那里，根特让我和卢卡分离。可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根特吗？因为根特国际化，有很多先进有趣的人事物，让我感到生活不无聊，有继续往前进的动力和意义。离开意大利，我当然会想家。回到意大利，熟悉的环境让我安心。可是我们用意语聊天，也不过是些三姑六婆和家长里短，生活圈子越来越小，视野越来越窄，于是我不得不再外往走。”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然后告诉她，或许我们会有走累的一天。
她像做梦一般，轻声地说：“那时候或许要回家？ It's good to know there's a place always waiting for you though.”
于是我们会心地笑了，深知自己都是幸运的。
（休息一下，听30秒音乐再往下走:)）
我离开小朋友家的那天上午，阳光很灿烂。我们坐在餐桌喝着浓缩咖啡，一言不发。一如我们在根特那些还没睡醒的早晨，不需要言语便懂得递去对方需要的牛奶。直到小朋友妈妈的同事Gaberila来按门铃，她将开车捎我到机场。
一家人送我出门，我纷纷和她爸妈吻别。然后转向小朋友，她拥抱我，说着礼貌得体的告别的话。然后放开我说，很快再见的不是？十二月份根特。
我再次惊异于她的乐观。这个假期之后，我回国，她去都灵，我们的未来充满未知。但是你又怎能对一双闪着希望的蓝眼睛说“可能”？又或许那些你认为悬于半空的事物，就跟托马斯·亨利说的那般：我就相信它，有什么不信的理由呢？
我坐上Gaberila的车，小朋友站在门口，白色的睡裙，惺忪的蓝色睡眼，如果给她插上一对翅膀，我便相信她是天使。
最后挥手的时候，我不知该摆出什么样的神情。忽然她将食指放在左眼下方往下拉，那块未被晒黑的那块皮肤露了出来，于是我们都笑了起来。
汽车渐渐走远，我呆呆盯着窗外飞驰的风景，which means nothing to me。忽然Gaberila轻轻拍了拍我的大腿，跟我笑笑，我才缓过神，意识到自己有多失礼，急忙道歉。她不会说英语，但从她的眼里我读出安慰。
我坐在机场候机，想到这些的时候，眼里不禁盈满泪水。陌生人的好意让我感到温暖，顿时想起《伊豆的舞女》的结尾：
“我处在一种美好的空虚心境里，不管人家怎样亲切对待我，都非常自然地承受着。我想明天清早带那老婆婆到上野车站给她买票去水户，也是极其应当的。我感到所有的一切都融合在一起了。
船舱的灯光熄灭了。船上载运的生鱼和潮水的气味越来越浓。在黑暗中，少年的体温暖着我，我听任泪水向下流。我的头脑变成一泓清水，滴滴答答地流出来，以后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感觉甜蜜的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