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 林

历史没有规律，主要在于它不可重复性。我想这也是历史学作为人文学，而不是作为社会科学的原因。按照我们所了解的，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任何一个历史人物、任何一个历史进程，都不可能是相同的。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的那样，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这些感悟是我阅读美国历史学家梅天穆撰写的《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后产生的。梅天穆是美国北乔治亚大学文学院教授、副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蒙古帝国史及军事史，著有《蒙古战争艺术》《蒙古的文化与习俗》等。《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作为他在蒙古帝国史研究领域的重量级著作，在全球史的视野下，描绘由成吉思汗推动的欧亚文化交流，以及蒙古各汗国陆续崩解后，一个新的欧亚世界的产生过程。

梅天穆认为：“考查蒙古帝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政体或民族的影响时，都必须辨明如果没有某个特定事件的推动，是否同样会发生变化？”因此，该书重点讲述蒙古在军事革新、国际贸易、世界宗教传播以及技术和思想扩散的催化作用。而且，作者也强调：“我们也必须谨慎，不能在间接影响上走得太远。”

这是在我们评判历史时时常出现的现象：后面发生的事，往往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对较早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看法。这一点，对蒙古帝国史而言也是如此。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对蒙古帝国的评价主要是负面的：虽然它开创了一个空前（很有可能也是绝后）辽阔的帝国，但那是以中国、波斯、阿拉伯及东欧等诸多古典文明的大规模破坏为代价的。

之所以出现这种评价，主要反映在它的奠基人成吉思汗身上——他常常被历史学家谴责为嗜血好战的野蛮人，就算有值得歌颂的地方，通常也是作为一个伟大的征服者。然而，这种看法已被视为过时，取而代之的，是将“蒙古西征”视为“全球化”进程的最早开辟者，成吉思汗也从世界征服者变成了一个具有全球视野的伟人。

这似乎告诉大家，围绕我们多年“蒙古西征”的迷团，今天终于揭晓了。当我们翻开《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时，引人注意的一点，就是此书原本就是应“全球性”丛书主编杰里米·布莱克邀约而写的。梅天穆对这一历史的认知，出发点在于他认为“除了刚过去的200年，我想不出哪个时代能将世界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所言：通过中国人所发明的罗盘和纸张，在“蒙古西征”及对东亚财富与文明不断增长的知识的刺激下，“大西洋边缘”的精神、体质、社会的活动才有了这次惊人的迸发。

例如，1294年，蒙古人在中东建立的伊儿汗国开始用雕版印刷纸币，印刷术便由此传到了欧洲。当年在蒙古人与阿拉伯人的战争中，火药和各类火器被大量使用，这项技术也就被辗转传给了欧洲人。至此，中国的“四大发明”就在欧洲聚首了。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虽然“蒙古西征”对于欧亚大陆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但也带来了全新的机遇。欧亚大陆畅通无阻，初现“全球化”的雏形，物质和信息的广泛交流，封建强权处处被摧毁，民众迎来了一波观念拓展和个性解放，这都为文明发展创造了条件。

如此分析，我到觉得，“蒙古征服”所起到的作用与“丝绸之路”非常相似。按照如今许多国内历史学家的观点，“丝绸之路”也是当下“全球化”的前身，促进了货物、思想、宗教、人群和文化的交流互动，只不过对成吉思汗而言，需要抹去其中的血腥与破坏才能专注于“交流”层面，或是像梅天穆这样运用修辞手法，将“征服”直接等同于“交换”。

事实上，蒙古帝国可以作为欧洲、中东、东亚、中亚甚至南亚的一部分来加以考察。但如果历史学家们这样做的话，可能是“只见树木而不见森林”了。“蒙古西征”对于各个地区的影响当然是巨大的，但蒙古帝国在根本上是一个跨洲际的整体，这些地区被共同的线索联系起来。如果无视“蒙古西征”的历史事件对欧洲和亚洲历史的影响，就会导致对蒙古帝国这一复合体的低估。

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史学爱好者，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读者，对于像《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这样的书，我在阅读时只是跑马观花，懂得一点皮毛而已。对于梅天穆所宣称的“蒙古人开创了全球化进程”，那个“全球化”和现代人所说的“全球化”真的是一回事吗？我不敢苟同。不过，既然梅天穆是受“全球性”丛书主编之邀撰写的，那么，该书将“蒙古西征”贴上“全球化”字样，似乎也在情理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