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生于巴蜀，眉山镇。眉山不大，但街道整洁，五六月间荷花盛放，最为有名。

宋仁宗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苏东坡出生，天蝎座。按他自己的话说，他生于天蝎宫之下，这就是他一声饱经忧患的原因。

苏东坡的祖父那时六十三岁，精力旺盛，胸襟开阔，纯厚正直。这些品质最终在儿子的儿子身上灿烂地绽放了。

他老人家虽不识字，但人品不凡。曾有一次，他不像别家储存食米，却以米换谷，在自家谷仓中存了三四万石之多的谷子。别人不知他何以为故。但随后荒年歉收，他祖父开仓散粮，别人才知他为何广存稻谷---因稻谷可藏数年，稻米天潮时易霉坏。

他老人家衣食无忧，时常携酒一樽，与亲友在草地上席地而坐，饮酒谈笑，以遣时光。老爷子这股洒脱气质没有遗传给儿子，而在孙子身上显现出来。

相比之下，苏东坡就不那么像自己的父亲了。他父亲苏洵天性沉默寡言，性格古怪，不易与人相处。但他禀赋非常，气质谨严，有着高人一等的才气。

苏洵二十七岁才发奋读书，文名仍不为才气纵横的儿子所掩，说明苏东坡的老子也是个天才。

由此可见，苏东坡祖辈都不是凡人，传到苏东坡这辈，终于有了个集大成者。

苏东坡十八岁时，娶了王弗小姐。虽是父母安排的早婚，但婚后美满。东坡妻子对丈夫十分佩服，知道自己嫁了个年轻英俊的诗人。她在务实际、明利害方面，远超丈夫。苏东坡脾气火爆，在大事上精明，在小事上却天真的像个孩子。夫妻相辅相成，是天作之合。

东坡妻子二十六岁病逝。在妻死后的第十周年，苏东坡写词以寄情思，词曲离奇凄艳，感人至深：

其词如下：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由此可见，伉俪情深。

仁宗嘉祐二年，苏东坡成为进士，那时才二十岁，在三百八十八人之中几乎名列榜首。得到此项殊荣，于是以全国第一流学者知名于天下。

苏东坡才气纵横，个性也极为突出。他的气质，他的生活，就犹如跳动飞舞的火焰，不管到何处，都能给人生命温暖，但同时也会把东西毁灭。

苏东坡的个性可以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考试时，他曾杜撰尧与皋陶的对话。这在当时就是作死的行为。

再比如，旅途之中，他手下士兵中邪，道上飞沙走石，风势劲猛。有人说山神发怒，让他向山神求饶。他说：“吾命由天地掌控，山神一定要发怒，只好由他。我要照旧往前走，山神能奈我何？”边说边逆风而行。说完，风势立止。

《苏东坡传》第七章主要写王安石变法，写苏东坡却不多。但这部分精彩，比前面写苏东坡还精彩。

王安石是个怪人，人品思想都异乎寻常。林语堂对他的评价是：“徒有基督救世之心，而无圆通机智处人治世之术。除去与他本人之外，与天下人无可以相处。”

王安石衣裳肮脏，须发纷乱，仪表邋遢。苏洵说他“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又说他“囚首丧面而读书”。

这或许是因为他把精力都倾注在内在思想上，自然忽略了外表等外在之物。

除去邋遢之外，王安石另一怪在于：在他得势之前的二十年中，他屡次谢绝朝廷的提升。要说这是沽名钓誉，但他在二十一岁考中进士，一直到四十六岁得势，整整二十五年，他一直拒绝任命，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份当一个小吏。

究其原因，一或许是由于当时朝廷名臣重儒相互倾轧，他在年高德昭的文臣中讨不到话语权。这二十多年可以说是韬光养晦、坐以待时。二或许是因为王安石生性孤傲，不管身居何处，总愿自为首领。一直等到他认为自己有把握当权时，他才出山。

不管怎么说，王安石这个怪人极难和人合作。

后来，王安石接任三司判官，仁宗在位，他上书论证，长达万言。虽然那是一篇结构严谨，文字老练的政论文章，仁宗看完后还是将其束之高阁。

后来神宗即位，王安石才得宠。

王安石和神宗高谈阔论，王安石凭其口舌，把神宗说得服服贴贴，决定赴汤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变法。变法之初，很多深孚众望的大臣对王安石公开反对。但王安石想尽办法，使皇帝觉得这场混乱纷争，是皇帝和胆敢反对皇帝的奸臣之间的殊死之战。

稳住皇帝后，王安石迅速扫除异党，推行变法。

王安石在文学界以“三不足”为人所知。“三不足”就是“天命不足畏，众言不足从，祖宗之法不足用”。说白了，就是他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怕，想干啥就干啥。王安石变法时，压制一切反对意见，“欲钳天下人之口”，使天下人不得批评他的作为。就算是朋友对他推行新政的方式表示异议时，他毫不迟疑，立刻把他们贬谪出京。

于是，这场变法就成了宋朝一场官方发起的浩浩荡荡的灾难。

至于变法政策，书中有写。总结一下其失败原因，大概是因为他自认为是财政奇才，实际上却难当重任。空有一腔热血，但才气顶不起来，结果超出了他的掌控。人无完人，王安石固执己见，不懂兼容并蓄，所以最终走向了歧途。

说到底，这场政争的悲剧之发生，就由于一个人个性上的缺点，他不能接受忠言，不愿意承认自己犯错。

但是王安石本身并不坏。他不任情放纵，也不贪污腐败。王安石对金钱也并不重视。他做宰相时，一领到俸禄就交给弟兄，任凭他们花费。他志在推行自己的政策，所以要把他主张的那么激进、极端的制度付诸实施，必不顾别人反对。他觉得自己是上应天命，但这样的人永远都是困于雄心而不能自拔，成为自己梦想的牺牲者。自己的梦想发展扩张，而后破裂成浮光泡影，消失于虚无缥缈之中，留给人无尽的遗憾。

相比之下，他的政治敌人司马光，道德才智，当代罕见其匹，由始至终都是风光霁月，争理不争利。他为宋朝宰相，为人所崇敬，还是一部包罗万象史书《资治通鉴》的作者。这部书学富识高，文笔精炼，为史书中的北斗，后世史学著作的典范。他写此书时，一直孜孜不倦，每日抄写，积稿十尺，最后全稿装满两间屋子。此空前著作费去作者二十五年功夫。

但饶是如此，司马光也没有斗过王安石。如果说王安石败在过于自负，司马光就败在过于自爱。因为太自爱，所以锋芒都收了起来，在面对敌人时也是一副正人君子的普度众生相。但既然是斗争，如不拔剑，如何退敌。正如宋朝老臣宫弼向所说：在任何政治斗争中，正人君子必败，小人必占上风。因为正人君子为道义而战，小人则为权利而争。结果双方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坏人得权。

由此可见，成事者不能为佛，不能为魔。亦正亦邪，会舍会得才能左右逢源。

苏东坡在杭州做官期间，不仅徜徉于杭州的山林湖海、繁华的街道、闳壮的庙宇，而且陶醉于和杭州人的感情融洽。他一生最快乐的日子是在杭州度过的，杭州成了他的第二故乡。正如苏东坡诗中所写：“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

在性情，在放浪的风情，在爱与笑方面，苏东坡与西湖是密不可分的。西湖的诗情画意，非苏东坡的诗思不足以极其妙；苏东坡的诗思，非遇西湖的诗情画意不足以尽其才。公认表现西湖最好的诗，就是苏东坡写的：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东坡把西湖比作古代美人西施，晴天也好，阴天也罢，都会现出西湖不朽的美色来。

值得一提的是，北宋期间，娼妓制度发展出高级的“名妓”。与普通的娼妓不同，她们在文学史上崭露头角，有些本身就是诗人，有些与文人的生活密切相关。

宋朝的歌妓使一种新的诗流行起来，那就是词。李白、杜甫早于苏东坡三百余年，使绝句和律诗成为诗体正宗，多少诗人竞相模仿。但律诗，每句五言或七言，已经陈腐。“观瀑”、“白鹭”、“柳荫”等情调早已用烂，甚至诗的辞藻都是陈旧比喻的重复。

从诗的衰微状态解救出来，一定有待于一种新的诗体，这种诗体就是词。宋词的文字清新活泼，比唐诗更近于口语。而词的发展却有待于歌妓使之流行。因为词往往都离不开情与爱，所以受大家闺秀歧视，认为这对情窦初开的少女有害，结果词就由歌妓保存下来。

苏东坡不但精于填词，还把此前专供谈情说爱的词，变成表达胸怀感想的文学形式。

苏东坡的诗词中，不仅仅有诗情画意、牡丹荷花，还有辛酸与不安。他更把广大人民的心情，深刻的刻画出来。

跟着他朗朗笑声的歌，我们也听到怒吼和叹息。在鹭鸶的鸣叫声外，我们听见监狱中的呻吟声。在水车上潺潺的水声之外，我们又听到农村老妪的悲叹声。在湖滨楼头的喧哗声里，我们又听到稀疏的幽怨声。

苏东坡写诗，习惯上总是出之于轻松自然，随之用一两个历史典故。毫不相关的东西，在他始终浑然一体，成了妙文。他不愧为诗文大家，动起笔来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他不知道自己下一行会写什么，素材与意象，下笔就来。

比如，他写：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

而后，苏东坡以中土鸿儒之冠而远近闻名，欧阳修去世之后，文坛盟主之名即落到苏东坡头上。

不过苏东坡也因为自己的诗而受了大罪。他一向嫉恶如仇，“如蝇在食，吐之乃已”。心有所想，就写在诗中。这些忧国忧民的诗歌刺痛了他的政敌，于是他也遭受了剧烈的反扑。敌人们牵强附会，在他诗中挑出某些句子来，冠以莫名其妙的罪名，开始弹劾苏东坡。

苏东坡因此锒铛入狱，幸好皇帝不想杀他，把他贬到黄州，官位降低。

被贬到黄州的苏东坡，享受着作为农人的乐趣，击牛角而吟咏，常常喝醉后月夜登城徘徊。

苏东坡是诗人，能见到、感到别人即便在天堂也见不到感不到的美。他常吹嘘说：他午睡初醒，忘其置身何处，窗帘拉起，于坐榻之上，可望见水上风帆上下，远望则水空相接，一片迷茫。

他又是芒鞋竹杖而出，雇一小舟，与渔樵为伍，消磨一日时光。正如他所说，江水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他在享受这生活时，写出了四篇他笔下最精的作品：一首词《念奴娇·赤壁怀古》，两篇月夜泛舟前后《赤壁赋》，一篇《记承天寺夜游》。赤壁赋绝非别人的文章可比，因为只用寥寥数百字，就把人在宇宙中之渺小的感觉道出，同时把人在红尘中可享受的大自然丰厚的赐予表明。

苏东坡在写作上，认为内容决定外在形式，也就是说一个人的作品风格是他精神的自然流露。若打算写出宁静欣悦，必须先有宁静欣悦的心境。但是苏东坡诗如何陶冶出这种心境的？

在苏东坡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的时候，他转向了宗教。他开始钻研佛道，以后的作品也就染上了佛道思想的色彩。

按照佛教理论，人身的不朽与精神的不朽是截然划开的，因为不管对身体如何看待，身体不过是一副臭皮囊。精神若是经过适当的修炼，早晚会抛下这个臭皮囊高飞到精神界去。他热衷于炼丹、印度的瑜伽术。他认为从感官解脱出来之后，真正体会到真理，或上帝，或世界的灵魂，不是在于看到什么，而是在于一无所见。

但心中的平静并不能改变人生的起落。皇帝染病驾崩，太后当政。苏东坡急剧得势，在他到达京都八个月之内，朝廷将他连升三次，最后升到翰林，为皇帝草拟诏书。他的这个职位永远是名气最高的学者担任，往往是担任宰相的前一步。那时他四十九岁，只差一步就权倾朝野。

苏东坡一家人开始在京都享受幸福的生活。但对于苏东坡来说，奢侈豪华的生活和简单质朴的生活之间，论幸福，并没有多大不同。高职显位的荣耀，只有在没有那种能力资格的人眼里才值得羡慕。一般的道理是，在人不需要一个职位时，人家才找他去担任。人需要求取某个职位是，那个职位往往不需要他。一旦官瘾过足之后，做高管的快乐不见得比做个成功铁匠的快乐大。

苏东坡虽然得势，但仍然自律。一个朋友生活极尽奢侈享乐，苏东坡对他说：“尚欲劝奉，一曰俭，二曰慈。”他还劝人注意自己的事，不要把日渐消弱的精力费在醇酒美人身上。最好想想，人生旅程的末端能带走什么。

苏东坡不仅是诗词大家，其天才横溢，还表现在笔墨欢愉的情趣上。苏东坡不仅创造了他有名的墨竹，还创造了中国的文人画。我们要知道的一点是，在中国是书画同源的。苏东坡兼具诗人、书法家、画家三层身份，在中国诗的精神中涵养有素，在运用笔墨的技巧方面也通其奥妙，并且对中国书法的结构和气势原理也已窥其真谛。所以，书法为他的绘画提供技巧与美的原理，诗则提供画的精神与气韵，以及对大自然声色气味泛神性的喜悦。

宋代画家画的是精神，而不是外形。他们相信万物的外形后面有一种无处不在的力量，画家应当在画里把我万物此种无以名之的内在精神。再说的大一些，所有绘画都是一种哲学不自觉的反应，中国话不知不觉中表现出天人合一与生命运行的和谐，而人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浮光掠影而已。

虽然在艺术上造诣极高，但苏东坡算不上一个好党人。他过于孤高，非常人可及。王安石得势之时，他政坛坎坷不达；如今他的同党当政，他仍然是以失败告终。他虽受人仰慕，但他却一直想摆脱当时的政治地位。

政治这台戏，对有此爱好的人，很好玩；对那些不爱统治别人的人，丧失人性尊严而取得那份虚荣，则不值得。苏东坡的心始终都没放到政治上。他虽足够聪明，也能轻而易举地上位，但性格使然，他不会为了政治而丧失自己天性。

政治也有规则，第一就是多说话，但内容必须空洞。第二是必须讨好朋友。第三是提防开罪于人。而苏东坡在随后的数年里，把此等规则一一违反了。

不久之后，第一波政治风暴就向他袭来。次年正月，几十份表章弹劾他。幸好太后护着他，勒令停止弹劾。

两年之中，苏东坡以其强烈的名士本色、坦直无畏的本色得罪了很多人。他说君子如麟凤，难求而不易留养；小人则易进如蛆蝇，腥膻所在，瞬息万变。苏东坡觉得自己仿佛走在群蛇滋生的阴潮的山谷，他决心要逃出去。因为“聚蚊成雷，积羽沉舟，寡不胜众”。

在苏东坡再三恳求之下，朝廷终于允许他的请求，任命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

纵观苏东坡在政治上的坎坷，只能说他是文人，不是政客。

苏东坡再次回到苏州，比在京师为官时对国家的贡献还大。一年半的时间里，他给全城实现了公共卫生方案，疏浚了盐道，修建西湖，稳定了谷价，只身展开救济饥馑的工作。

而后苏东坡被召回京师，但迎接他的，又是一连串的攻击批评之声。因为他的政敌都认为，苏东坡这次回来，是要官拜宰相的。但苏东坡决心离去，三番两次恳求外放。三个月后，苏东坡被外放到颍州为官。

元祐九年的秋天，苏东坡的两个守护神去世。一个是他的结发妻子，一个是当政的皇太后。皇太后去世之时也是苏东坡落寞之始。因为小皇帝慢慢长大，他虽有点艺术天分，但轻率鲁莽，脾气暴躁，很容易被老奸巨猾的大臣们玩弄于股掌之中。幼主性好女色，章惇(dun)则利用皇帝的好色上位。后人弹劾他说：“以倡优女色败君德，以奇技淫巧荡君心”。

果不其然，皇太后一去世，苏东坡就获得外放。新朝的口号是“绍述”，意思就是无违祖制的意思。章惇官拜相位，蛊惑君心。于是，罢黜、监禁、贬谪的圣旨，密如雨下。惩处大臣人数之众，古所未有。章惇冒着魔鬼般的怒火进行疯狂的报复，想把敌人斩草除根。司马光躺在坟墓之中，仍两度被降级，剥夺爵位。章惇还请皇帝下召掘开司马光的坟墓，砸烂棺木，鞭笞尸体。司马光的财产被没收了，他的子孙的俸禄官衔也取消了。

四年十月间，他们先后惩处了官吏八百三十人，迫害达到极点。

苏东坡诗被贬谪到广东高山大庾岭的第一人。途中，他又被贬低官职，到了惠州。正当他以为可以晚年在惠州安居下去之际，他又被贬谪到中国本土之外----海南。苏东坡给王古写道：“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

元符三年，新皇太后摄政，所有元祐老臣一律赦免，而且太后一直到她去世之前，也保有强大的力量保护元祐诸臣。

北归途中，苏东坡倒下了，可能是患了痢疾。皇帝没有打倒他，章惇没有打倒他，疾病却让他一病不起。苏东坡去了，享年六十四岁。

由世俗的看法衡量，苏东坡毕生坎坷多舛。可曾经，孔子的弟子问伯夷叔齐二大先贤，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山。弟子问：“这些大贤人临死之时，有无怨恨？”孔子说：“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苏东坡一身浩然正气，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田院乞儿，在他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正如苏东坡在碑文中所写：“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

苏东坡以天纵文才和这番浩然正气，留给我们一个万古不朽的符号。我们在这思念几百年前的伟人，亦是接受一次心灵的洗礼与思想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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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最后：

林语堂写序时说“我写苏东坡传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以此为乐而已”。大家手笔，一本写着玩的作品，却包罗万象，雄辩滔滔。他胸中有丘壑，下笔成方圆。一本传记，不仅写了苏东坡的一生，还把宋朝政治风波及其主要人物写了个遍，其中不乏自己对艺术、对人生、对政治、对哲学的独到见解。

读这本传记时，如听这位大学者侃侃而谈。想到哪说到哪，但言语之中，风云变幻，不仅给人以启迪，还给人以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