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提示：本文内容较长，因实验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内容可能会引起心理上的不适。

喜刚读书会

在基督教中，大天使路西法是禁忌的名字。路西法是光之守护者，上帝最宠爱的天使，直到他挑战上帝的权威，带领一群堕落天使投身地狱，成为魔鬼撒旦。

被称为死亡实验的路西法实验，证明人在特定情境或氛围下，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人的性格，都可以表现出恶的一面。人性中的“恶”是可以人为在特定情境下，或是直接由情境造成的。如同实验的名字一样，路西法实验也成为了一个禁忌。

扮演斯坦福监狱实验的成人角色

在进入斯坦福监狱实验给我们的最后教训之前，我想要再提出两个最后的观点来讨论角色权力及运用角色来正当化违法行为。

我们现在先跳出狱卒与囚犯是由志愿者扮演的，回顾一下几个角色：来访的天主教神父、假释委员会的委员长、公设辩护律师，以及在探访夜出现的父母。父母们不仅觉得我们展示的监狱情境良好、有趣，还允许我们将一系列武断独裁的规定用在他们身上、限制他们的行为，就像我们对待他们的孩子一样。

我们也信任他们会好好扮演深植于内在的角色——他们是循规蹈矩的中产阶级公民，尊重威权、极少直接挑战系统。我们同样也知道即使囚犯们处于绝望中，而且人数远多于狱卒，但是这些中产阶级出身的年轻人也不可能直接杠上狱卒。其实只要有一个狱卒离开牢房，囚犯与狱卒的人数比甚至可以达到九比二，他们却不曾反抗。

这类暴力不属于他们从小习得的角色行为，却可能是出身较低阶层的实验参与者所熟悉的，而且比较可能会采取行动改变自己的处境。事实上，我们找不到证据证明囚犯们曾经策划要发动人身攻击。

角色的现实依赖支持系统而存在，系统对角色提出要求、规范，并且阻止其他现实情况入侵。回想一下，里奇1037的母亲向我们抱怨他的情绪不佳时：“我立刻动员了我的制度性威权角色回应并挑战她的观察，我暗示囚犯1037一定有些个人困扰，所以他的情绪状态完全和监狱的运作问题无关。”

“回溯我当时的反应，我的角色从一个十分有同情心的老师，成为一心只顾搜集资料的研究者、麻木无情的警务长，这样的转变最令人痛苦，在这个陌生角色中的我，做出一些不适当的怪事，我狠心打断了一位母亲的抱怨，而她的确有理由抱怨；当帕洛阿尔托市的警局警官拒绝将我们的囚犯移到市立监狱时，我的情绪变得十分激动。我想我会那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完全接纳了我的角色，也就是要让监狱尽可能正常运作。但也由于接纳了这角色，我只关注‘我的监狱’的安全和维持，于是在第二名囚犯也达到崩溃边缘时，我并没有察觉到有中止实验的需要。”

社会认可的力量

还有另一股更为强大的力量影响人的行为，不过人们对此同样毫不察觉：社会认可的需求。人们需要被人接纳，被人喜欢，被人尊敬，这意味着行为要看起来正常、恰当、符合社会期待。这股力量非常强烈，以至于人们会优先服从陌生人告知的正确行为，即便那些行为极端地愚蠢怪异。我们嘲笑着向我们揭露真相的“整人游戏”节目，却很少注意到在自己的生活中，我们成为整人游戏“主角”的次数有多频繁。

除了认知失调效应之外，我们的狱卒也同样受到服从的压力。来自其他狱卒的群体压力强化了当一个“合群的人”的重要，而这里的游戏规则就是必须以各种方式将囚犯们去人性化。好心的狱卒成了群体中的异类，值班时，他被排除在其他狱卒组成的小圈圈之外，沉默地承受痛苦。而在每个班次中，严酷的狱卒总是会成为至少—位其他狱卒的模仿对象。

现实的社会建构

要了解情境的重要性，必须先了解身处其中的人，了解他们如何理解以及诠释既定的行为环境。人们赋予这情境中各种要素意义，而正是这些意义，创造了情境的社会现实。社会现实不光是指情境的物理性质，社会现实也是人们对情境，对目前行为阶段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参与了各种心理过程。这类心理表征也是信念，这些信念可以修正人们对于情境的理解，让它们符合行动者的期望及个人价值观，或者与之同化。

这类信念又创造了期望，当期望变成自证式预言时，期望就会拥有自己的力量。举个例子，在一个由心理学家罗伯特.罗森塔尔（Robert Rosenthal）以及小学校长雷诺，约可布逊（Lenore Jocobson）所执行的著名实验中，当老师们被引导相信小学班级里的某些孩童是“资优儿童”时，这些孩子的确开始在学业上有杰出表现——即便研究者不过是用随机方式挑选出这些孩子的名字而已。

在研究中，老师们对这些孩子潜能的正面看法，回过头来修正他们对待这些孩子们的方式，因此促进他们在学业上表现优异。这些普通孩子成为他们的期望——课业表现杰出的人，因而证明了“皮格马利翁效应”（Pygmalion Effect）。

令人难过的是，老师也会预期某些类型学生会有较差的学业表现，比如：弱势背景的学生，甚至在班级里的男学生。老师们对他们无意识的对待方式，证实了这些负面的刻板印象，使得这些学生表现得比他们实际能力还差。

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自愿的学生原本在任何时间都可以选择离开。他们只是在一份受试者选择表格上头承诺会尽力完成两个礼拜的实验而已，没有人威胁或者规定他们一定得关在监狱里。这份合约是由大学里的研究者、大学人体受试者研究委员会以及大学学生三方所签署，本身没什么大不了；

一开始的预设只是希望学生们是在自由意志下参与，并且随时可选择中止实验。然而事实上，事态发展到实验第二天就非常明显了，囚犯们开始相信这真的是座监狱，只是管理者是心理学家而不是国家而已。听了道格8612的嘲讽之后，他们说服自己没有人可以冼择离开。也因此，他们没有人曾经说过：“我要中止实验。”。

事实上对许多人而言，离开的策略变成是用极度的心理忧郁来消极地迫使我们释放他们。他们认为，是这个新的社会现实将他们牢牢钉在压迫性的情境中，而这情境是由狱卒们任意、恶劣的行动创造出来的。于是，囚犯成了自囚的人。

去人性化：否定他者价值

杀越南鬼子献真神。

——一名越战美军写在头盔上的一句话

人对人类手足能做出的极端恶行，莫过于剥夺他人人性，也就是运用心理学的去人性化过程让人失去存在价值。

当我们认为“他者”不具有跟我们一样的感觉、思想、价值以及存在目的时，我们就是将他者去人性化。通过感情的理智化、否认及孤立等心理学机制，我们从意识中贬低或是抹消掉这些“他者”与我们共享的人类特质。相对于人性关系中的主体性、个人性和情感性特质，去人性化关系的特质则是客体化、分析式，而且缺乏情感或移情作用。

用马丁.布贝尔的话来说，人性化的关系是我—你（I-You）关系，而去人性化的关系则是我一它关系（I—It）。随着时间的逝去，去人性化的施为者（agency）会被吞没进人负面性的经验，造成“我”发生变化，并且产生出客体与客体间或施为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它一它”关系。于是人们通过标签、刻板印象、标语和形象宣传的方式，助长了将某类他者视为次等人、劣等人、非人、下等人、可有可无之人或者是“禽兽”的错误概念。

系统的影响力为何最重大

举个例子诺贝尔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曾经表明，“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悲剧并不是由于人为失误造成，而必须归因于“官方管理”的系统性问题。

当时美国太空总署的最高主管不顾工程师的质疑，也无视“挑战者”号制造者对某个关键零件（也就是后来造成灾难的瑕疵O形环）的安全性曾表示过关切，坚持发射航天飞机而造成了悲剧。费曼认为，太空总署的动机很可能只是“为了确保太空总署的管理无懈可击，以保证经费无虞。美国太空总署为了实现其出于政治动机的口号“更快、更好、更便宜”，因而犯下系统性的失败。

相对于此，纳粹大屠杀系统却得到恐怖的成功。包括希特勒的内阁、国社党政客、银行家、盖世太保，纳粹党卫军、医生、建筑师、化学家，教师、列车长以及更多参与者，这些人组成一个由上而下密切整合的系统，为了消灭欧洲犹太人及其他国家敌人，每个人都在他们全力以赴的行动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有许多事必须要做，兴建集中营、处决营，以及他们特殊设计的火葬场，新形态的致命毒气也必须开发得更加完善才行。政治宣传专家必须制造各种形式的宣传晶，通过电影、报纸、杂志、海报等宣传，将犹太人视为敌人、诋毁、去人性化。教师和传教人员则负责教育年轻人成为盲目服从的纳粹党员，让他们可以正当化自己在参与“犹太问题最终解决方案”时的行为。

许多纳粹医师受征召参与挑选集中营囚犯以进行处决及实验的任务，他们时常必须面对忠诚度分裂的问题。

“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中，这些纳粹党卫军医师面临救人与杀人的誓言相冲突，似乎时时刻刻摆荡在谋杀的残酷以及短暂的仁慈之间。然而这道鸿沟却无法弥平，事实上，持续分裂就是使他们继续从事夺命任务的因素，分裂是维持总体心理平衡的一部分。于是人逐渐被整合进入巨大、野蛮并且高度功能性的系统之中……奥斯威辛集中营是个集体产物。”

人类从完美到堕落

我们世界的邪恶滋生于何处？

平凡人因为环境对人的本性有选择性诱惑，而做出恶劣的行为？

接下来我将用几个一般性例子来回答这个问题，然后重新将焦点重回斯坦福监狱实验，探讨令正常人堕落的心理过程。

人的记忆力使我们能够从既往的错误中学习，然后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然而记忆也为人带来负面的影响，让人类学会妒忌、报复、习得的无助感，以及反复舔舐伤痕后所滋生的沮丧与消沉。同样地，我们运用语言和符号的卓越能力，让人们能跨越的空，以个人的或抽象的方式彼此沟通。

语言是过去发生的事件、计划及社会控制的依据。然而随着语言而来的是耳语、谎言、夸大不实的宣传、刻板印象以及强制的规定。人类杰出的创造天赋让我们创造了伟大的文学、戏剧、音乐、科学，以及例如计算机和互联网等发明。可是同样的创造力也可以反过来用于发明刑求室及各种酷刑、偏执的意识形态以及效率无比的纳粹大屠杀系统。

我们所拥有的任何特质都包含了负面对立面的存在可能，正如爱一恨、荣誉一傲慢，自我尊敬一自我厌弃等二元对立。

人类对归属感的基本需求，来自于与他人建立联结、共同合作及接受群体规范的欲望。然而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研究结果却显示，归属感的需求可能反过来变成过度顺服，并造成圈内人与圈外人之间的敌意。

此外，人类对于自主性、控制的需求，以及朝自我导向和计划性行动的种种核心力量，也可能导致滥用权力支配他人，或陷入习得的无助感无法自拔。

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另外三种可能导致正反效果的需求：

首先是对于一致性及合理性的需求。这项需求给予我们生活的指引睿智且意义深长，但是承诺的不协调也可能迫使我们美化及合理化错误的决定，例如囚犯们原本应该选择离开监狱，结果却待了下来，以及正当化虐行的狱卒。

其次是，我们需要认识、了解我们的环境以及人与环境的关系，这项需求孕育了人类的好奇心、科学发现、哲学、人文学科和艺术。可是当环境反复无常、专制武断因而让人无法理解时，也可能让这些基本需求反过来让人产生挫折感并造成自我孤立（正如我们在囚犯身上所见到的）。

最后，对于刺激的需求触发人从事探索及冒险。但是当我们被迫置身于稳定的环境中时，这项需求也可能使人对无聊难以招架，无聊接下来改变激发行动的强力动因，正如我们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所看见的，值夜的狱卒开始拿囚犯当作取乐的“玩物”。

尽管如此，我们得澄清一个重点：了解“事情为什么发生”，不表示可以拿来当作“发生什么事情”的借口。心理学分析并不是一门找理由的学问。当犯下不义和不法行为时，个体和群体对他们的共谋以及犯罪事实仍然负有责任及法律上的义务。然而在决定刑罚的严厉程度时，还是必须把造成他们行为的情境和系统性因素纳入考虑。

由于针对情境力量在形塑人类思考及行为的影响力，已有大量心理学研究进一步完善主张及延伸论点，我们即将在接下来两章中回顾探讨。在开始之前，我们必须先回头处理一些斯坦福监狱实验提出的最后关键议题。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受苦是值得的吗？

人们毫无疑问在实验中感受到痛苦，而那些使人受苦的人也必须去处理认知的问题，因为他们长时间造成他人痛苦与羞辱，行为的严重度早已超过角色的需求。因此我们需要讨论本研究和其他类似研究中的伦理议题。

除了处理疏忽的伦理过失以及绝对伦理的议题外，还必须深入聚焦于相对伦理的议题，因为这是大多数科学研究的指导原则。在相对伦理的等式中，中间的平衡来自于得失的权衡。研究产生的科学和社会贡献是否能够抵偿实验参与者承受的痛苦？换句话说，科学研究的结果是否是正当化实验的手段？尽管从研究中可以导出许多正面结果，但关于当出是否应从事这实验的问题，答案只能由读者自己决定。

一个研究会启发—些想法，而孕育出其他的研究以及延伸研究，正如我们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精神病房模拟实验

这是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埃尔金州立医院（Elgin State Hospital）进行的一项实验。有二十九位该院的工作成员被监禁在一间精神病房中长达三天，他们在病房中必须饰演“病患”。而二十二名固定工作人员则如常扮演原本角色，另外还有受过训练的观察者以及录像机等设备记录整个过程。

“发生在这里的事情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研究主持人

诺尔玛.琼.奥兰朵

Norma Jean Orlando

不过是短短一段时间，这些模拟病人的行为表现竟然已经和真正的病人毫无区别：

有六人试图逃跑

两人退缩到自己的世界中

两人不断啜泣完全失去控制

还有一个已经接近精神崩溃的边缘

大多数的人都出现压力、焦虑、挫折感和绝望反应

75%的大多数人都表示他们受到拘禁、失去身份认同，认为自己的感觉一点都不重要也没有人愿意倾听，不被当人对待也没人关心，忘记这只是一场实验，并且开始觉得自己真的是病人。

其中一位由工作人员假扮的病人在经历一个周末的痛苦折磨后发表了以下洞见：“我以前对待这些病人，就如同他们是一群动物，从来不了解他们到底是过着多么痛苦的生活。”

这项研究被认为是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续篇，所产生的正面影响是工作人员组形成一个组织，与从前和现在的病患协力合作。他们致力于唤起医院人员注意到病人受到的错误对待，也从个人做起，努力改善自身与患者间以及患者与工作人员间的关系。他们开始了解到自己身处的“总体情境”力量会改变患者与工作人员，情境的力量可能让人行善，也可能使人为恶。

情境力量的真相

关于社会情境的力量以及真实的社会建构，有许多研究都曾揭露过部分真相，斯坦福监狱实验不过是其中一小块拼图。情境力量以不预期的方式形塑着人类的行为，在我们的研究前后，尚有各式各样的研究从其他面向来阐明这点。

处在群体中时，我们会做出许多自己一个人不会做的事情，但群体的影响常常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建立行为的榜样，希望我们能够去模仿和实行。相对地，权威的影响常常是直接而毫不掩饰的指令，像是“照我说的去做”等指令，但也正因为权威的要求如此明目张胆，所以个人可以决定追随领导或不服从。

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你就会了解我的意思：如果一个权威角色下令伤害甚至杀害无辜的陌生人，一般善良的人会抗拒还是服从要求？一个针对盲目服从权威的争议性研究，就把这个十分挑衅的问题放到实验里测试。这个经典实验的效果实在太“震撼”了，为了帮助我们了解好人为何会被诱惑为恶，我们会在下文设法厘清这个实验程序中许多有价值的讯息。

我们将在回顾这项经典实验的复制与延伸研究后，再次提出所有这类实验必定会问的问题：

实验的外部效度为何？

在真实世界中，什么情况可以和实验室示范的权威力量类比？

如何把小学生变成野兽

权威人士有能力指挥跟随者，让他们变成极端的服从者，但这还不足以说明权威的力量，他们还能重新定义现实，改变人们的习惯的思维及行动模式。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案例是发生在一所小学。

琼.艾略特是在爱荷华州莱斯城的一个小型乡村小镇任教的三年级老师，十分受到学生欢迎。她遇到了一个挑战：怎样教导一群出身自少数族裔人数稀少的农业小镇的白人孩子了解“同胞爱”及“包容”的真义。于是她决定让他们亲身体验由于偏见造成的受迫害者及压迫者的感受。

她先武断地把班上学生分为两群，一群是上等人一群是下等人，而区分方式是用眼珠的颜色。然后告诉学生蓝眼珠比棕眼珠的人高人一等，接着提供各种证据支持她的说法。

事情就这样迅速展开了，蓝眼的学生是特别优越者，而棕眼的人则属于下等人。艾略特小姐给了据称比较聪明的蓝眼学生许多特权，而属于劣等的棕眼学生则必须服从于强迫他们屈居二等地位的规定，像是他们得戴上项圈，让别人一眼就能从远处认出他们的地位较低。

于是本来很友善的蓝眼珠孩子开始不跟棕眼珠的坏孩子一起玩，还建议学校职员要公开宣布棕眼珠的孩子可能会偷东西。很快地，孩子们开始在下课时间拳头相向，一个孩子承认自己痛打另一个孩子，原因是“他叫我‘棕眼人’，好像我是黑人，好像我是个黑鬼”。一天之内，棕眼珠孩子的课业表现开始下滑，他们的作业做得比较差，觉得痛苦、忧郁、愤怒。他们说自己很“难过”，用“差劲”、“很笨”、“卑鄙’来形容自己。

但隔天一切就逆转了，艾略特老师告诉全班同学说她弄错了，其实棕眼珠的孩子才比较优越，而蓝眼人是劣等人，然后她又提供孩子们一些看起来很像回事的新证据来支持她的理论。于是本来说自己“很快乐”、“很乖”、“很可爱”、“人很好”的蓝眼珠学生开始给自己贴上自我贬抑的标签，就如同棕眼学生前一天的感受。孩子们之间原本的友谊互动暂时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两群人之间的敌意。直到实验结束，孩子们也接受了完整仔细的减压解说程序，教室里才重新充满孩子们的欢笑。

让这位老师十分惊讶的是，她以为自己很了解自己的学生，却有这么多孩子在这过程中性格大变。她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原本乐于合作体贴人意的孩子们转眼变成下流、恶毒、充满歧视的小学生……真是糟透了！”

抗拒有害影响的十步骤

步骤一：“我犯错了！”

让我们从承认自己的错误开始，先跟自己认错，然后跟其他人认错，让我们接受“人皆有过”这句名言。

你曾经判断失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当你做出决定时，你有十足的理由，但是现在你知道自己错了，请你说出这三个神奇的句子：“对不起”、“我为我的过错道歉”、“请原谅我”。请跟自己说你会吸取教训，从错误中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不要再将你的时间、金钱和资源浪费在错误的投资上，向前走吧。

当你公开这样做时，就不再需要去正当或合理化你的错误，继续支持恶劣或是不道德的行动。坦承错误，会让降低认知失调的动机变小，当现实上的抑制物出现时，不和谐就消失了。发现错误时请你“当机立断”，别顽固地非要“坚持到底”不可，虽然有一时的损失，但往往能得到长远的回报。

步骤二：“我会很警觉。”

在很多情况下，聪明人会做出蠢事，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察觉影响力的施为者在言语或行动上的关键特质，忽略了明显的情境线索。

就像是我们太常依赖自动飞行模式，依赖经常派上用场的老套台词，却从没有停下来好好评估它们是否适用于这场合、这时间在做任何事情的当下，试着想象未来的后果会是什么样的局面。拒绝用迅速简单的办法来解决复杂的个人或社会问题。

从孩子们小时候起就鼓励他们批判性思考，提醒他们注意欺骗人的电视广告、带有偏见的主张，以及接收到的扭曲观念。帮助孩子们成为更聪明、更谨慎的知识消费者。

步骤三：“我会负责任。”

无论如何，为自己的决定和行动负责，可以让行动者成为驾驶座上的行动者。

当你允许其他人削弱、分散自己应负的责任时，就等同让他们坐到后座去开车，不必负责任的驾驶自然会开着车子不顾一切往前冲。当我们拥有个人责任感，并且愿意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任时，就会比较有能力对抗有害的社会影响力。当我们越意识到责任分散只是种掩饰，使我们看不清自己在执行可疑行动的共谋角色，就会越不容易盲目服从权威。当你越不接受责任被转嫁、被分散到黑帮、兄弟会、工厂、部队或企业成员之中时，就越能抗拒顺从反社会团体的规则。

记得，当你今天在做一件不对的事情时，想象一下你未来站在法庭上受审的情景，想象一下当你说着“我只是听命行事”、“每个人都这么做”时，没有人接受你辩解的景象。

步骤四：“我会坚持自己的独特性。”

不要允许其他人将你去个人化，不要让他们把你放人某个分类、某个盒子、某个自动贩卖机里，不要让他们把你变成一个客体、一样东西。请坚持你的个体性，礼貌地告诉他们你的名字和凭证，大声清楚地让他们知道你。请坚持让别人也这么做。在互动时与人做视线接触（拿掉遮掩住视线的太阳镜），释放关于自己的信息以强化你独一无二的个性。

试着做些事，改变让人们感觉匿名的社会状态。另一—方面则是支持让人们觉得自己特别的做法，因为人们可以从中得到个人价值感而提升自我价值。绝不要对人或让人对你产生负而的刻板印象，嘲笑别人的字眼、标签或玩笑都具有破坏力。

步骤五：“我会尊敬公正的权威人二亡，反抗不义者。”

在每一个情境中，试着分辨哪些人是真正拥有专业、智慧、资深资历或特殊地位并值得尊重的权威者，哪些人则是只会要求别人服从却说不出像样道理的不公正权威。

许多披上权威外衣的人其实只是善于推销自己的冒牌领袖、乌龙先知或是过分自信的人，这些人不该受到尊重，反而应该别听他们的话，让他们受到公开的批判性检验才对。

步骤六：“我希望被群体接受，但也珍视我的独立性。”

比起《魔戒》（Lord of the Rings）中神秘的金色指环诱惑，渴望被社会群体接受的诱惑力量更为强大。这股渴望被接受的力量会让一些人几乎愿意做任何事，只求被接纳，而为了避免被群体拒绝，甚至会做出更极端的行为。

这件事并不容易，尤其对于自我形象尚未稳固的年轻人以及自我形象建立在工作之上的成年人来说更是如此。成为“团队一分子”的压力压迫他们为了团队利益牺牲个人道德，而这样的压力几乎难以抗拒。这时你需要的是退后一步寻求局外人的意见，寻找支持你的独立性、增进你的价值的新群体。

永远都有其他不同的、更好的群体等待你加入。

步骤七：“我会对架构化信息维持警觉心。”

创造架构化信息的人不是艺术家，就是舌灿莲花的骗子。

架构化的议题往往比小心翼翼在界限内进行说服的言论更有影响力。而且有效的架构化信息可以只是一些声音、影片段落，或是标语、代表图案，看起来一点也不像是在传达特定意识形态。我们在完全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情况下受到影响，架构化信息形塑我们对于它们推广的观念或议题的态度。我们渴望被架构为“稀有”的东西，即使那些东西实际上是满坑满谷。

我们嫌恶被架构为具有潜在损失的东西，偏爱似乎能让我们获得好处的，甚至当正负结果预测为相同时也一样。

步骤八：“我会平衡我的时间观。”

当我们让自己受困于延伸的现在式时间中时，可能会被引导做出并不真正认同的行为。当我们不再感受到过去的承诺及对未来的责任时，就等同于对情境诱惑敞开自我，你将可能做出像小说《蝇王》中一样的暴行。

如果身边的人变得残酷嗜虐或失去控制，请你不要“随波逐流”，你还可以仰赖一个超越现在取向的享乐主义或宿命论的时间观。

步骤九：“我不会为了安全感的幻觉而牺牲个人或公民自由。”

对安全感的需求是人类行为有力的决定因素。

当面对所谓安全威胁或是面对让我们远离危险的承诺时，我们可能会受到操弄而做出无法赞同的事。那些兜售、传播影响力的人借着提出一份浮士德式的契约而取得支配我们的权力，契约内容是：只要你交出部分自由给当局，不管是个人还是公民自由，我们就会保证你毫发无伤。扮演撒旦角色的诱惑者会跟你说，只有当所有人都牺牲一点小小的权利或自由时，他的力量才有办法拯救你。

请拒绝这桩交易。绝对不要为了安全的许诺牺牲基本的个人自由，因为你的牺牲是真实而且立即生效，但他的许诺却是个遥远的幻觉。

步骤十：“我会反对不公正的系统。”

个人往往会在系统的强大力量面前退却，这些系统包括我们曾形容过的军队和监狱系统，以及帮派、教派、兄弟会、企业，有时甚至是功能出问题的家庭。

但如果与其他有相似想法和决心的人一起合作，将个人的抵抗能力结合起来，就有可能造成一些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