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的历史上有“四大文明古国”，它们分别是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中国。但是只有古中国文明得以保存至今。其他三个古文明国家因为战争以及其他历史因素的影响都出现了文化断层或者直接遭到根除。

（“四大文明古国”的源头地理位置图。）

我们以古巴比伦文明也就是两河流域文明为例。

古巴比伦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哺乳下它逐渐壮大起来。古巴比伦文明的成就最突出的便是《汉谟拉比法典》的颁布：这部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法典。它竭力维护不平等的社会等级制度和奴隶主贵族的利益,比较全面地反应了古巴比伦的社会制度。对后来西亚各国的也立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古巴比伦的建筑与成就也十分突出：古巴比伦文明建造了被后世誉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虽然最终未得以保存至今）；在文字方面，苏美尔人发明了楔形文字。

（《吉尔伽美什史诗》第十一块泥板。）

但是这样一个璀璨的文明为什么会消亡无存呢？

我们再来看看现在的世界地图中两河流域所处的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两河流域所处的位置就是现在世界的十字路口。如果说中国几千年以来来历史大趋势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话，那么处在世界十字路口的两河流域的发展大势就是不断地被周围强大的国家所侵略所吞噬。就像地里种的庄稼一样换了一茬又一茬。

虽然两河流域文明的衰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土地盐碱化的加剧；但地理意义上的古巴比伦文明在经过4000年的发展，到了公元前期时，它的文明成果已经不可避免地流向了周边的文明。此时的古巴比伦文明对于周边的国家来说已经不具有优势，所以它不可避免地被拉入到一个格局和尺度更加宏大的世界文明的棋局中。失去文明优势的古巴比伦被希腊征服后文明被希腊化；被波斯占领后文明又被波斯化；而后阿拉伯人侵略后在阿拉伯人的手段下又阿拉伯化。

（两河流域文明留下的壁画。）

这片土地在历史上被波斯、罗马、阿拉伯反复争夺，它受到战争的摧残严重，而且两河流域的肥沃土地也造就了当时来说非常优越的农耕文明。所以它一度被波斯和阿拉伯视为核心地区。但是没人能守住这个十字路口，屠城、烧为灰烬的惨剧在这片土地上一再上演。直到如今也还是如此，美国人忍不住要来插上一脚，而后留下的烂摊子上阿拉伯后裔和古波斯后裔还在互殴。

而对比来看古中国的地理位置就好了许多：中国处于欧亚大陆的东部，东临一望无际的太平洋。这就形成了地理上的封闭性和区域性。东临太平洋，西北为沙漠，西南是绵延的高山，南方是原始森林。唯一的威胁就是北方游牧部落，但北方游牧民族文明明显落后于中原文明，而且后来中原文明还修了长城专门用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

（象征主义画作《万里长城》；作者尼古拉斯·洛里奇。）

古中国的地理位置与古巴比伦一经对比便显示出了巨大的优越性：不用担心轻易地被周边的国家直接连根拔起。像亚历山大三世东征时势力已经蔓延到了印度河流域，但如果他要去攻打中国的话还要翻越帕米尔高原、度过塔克拉玛干沙漠、还要穿越河西走廊才能到达。而且亚历山大三世时期的中国正处于战国时代，他来了也不一定打得过；并且他也不知道当时在高山的那一边还有一个中国。

而历史上的中华文化大致按地域可分为三种：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中原定居农耕文化以及南方山地游耕文化；今天的中原主要以河南省为界定。几种文化相互交融最终形成了今天的面貌。

（画作《九州无事乐农耕》;作者徐悲鸿。）

中华文化绵延至今的原因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封闭性和区域性；这只是一个原因之一。最重要的是在古时中华文化一直领先于周边国家甚至是世界，直到近代工业的兴起才相对落后于西方。中华文化以它特有的包容性吸收着周围国家的先进点；正是这种独特的包容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使得历史上少数民族通过武力在中原建立政权后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要么选择兼入中原文化而巩固自己的统治，要么选择放弃战果或是扶持傀儡政权。当然也有特例，那就是用武力来进行强权统治，但是以这种方式来维持统治并不稳固，像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只存在了九十七年而已。所以北魏孝文帝要推行改革、清军入关后一边压制一边鼓励文化创作都是处于这个原因。

而中国历史上也发生过两次文化大交汇，这是包容性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包容性的重要体现。

第一次文化大交汇发生于汉朝，汉朝张骞通西域后成功地把先进的中原文化传播到了西域等地区，丝绸之路的开辟是中原文化深刻的影响到了中亚、西亚、南亚次大陆，而它们的文化也逐渐传入。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吴越王钱俶献给赵匡胤的那条用犀牛角做成的宝带就是从这一时期从南亚次大陆地区传入的；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

（南亚次大陆。）

这一次的文化大交汇与后来的第二次不同，这一次是中原文化处于领先占据主体地位的。汉朝向外传出了优秀的中原文化，引入了灿烂的佛教文化以及许多农作物；唐朝俨然在当时已经成为了亚非各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陆路交通以长安为中心，北路途经今蒙古地区到叶尼塞和、鄂毕河上游，往西到达额尔齐斯河流域以西的地区。西路穿过河西走廊，出敦煌的玉门关后往西走到达新疆境内后有三条路可通中亚、西亚、巴基斯坦和印度；到南亚诸国的海路从广州过越南海岸，在马来半岛南端穿过马六甲海峡到达苏门答腊，由此分别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斯里兰卡和印度。到西亚的海路从广州出发，经东南亚越印度洋、阿拉伯海至波斯湾沿岸。并且唐朝还初步开辟了到埃及以及东非的海上交通，现代在这片海域打捞上来的文物已经初步证实了这一点。如此开明且辉煌的唐朝使得当时的周边国家络绎不绝地派使者或人民自主来到长安的太学院学习。因为此时的中原文化既开明又优秀。日本的大化改新也吸收了许多中原文化的精华在里面。直到现在京都的建筑还能看到当时改革所留下的痕迹。

（丝绸之路开辟后经济文化交流盛景图。）

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我们的中原文化在当时的全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要比周边的国家文明高出一个数量级。所以这一次的文化交汇的特点是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吸收周边国家的文明依附；并且还对南亚次大陆的文明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而第二次文化大交汇与第一次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第二次文化大交汇发生于明朝万历年间，特点是“有始无终”，也就是说从十六世纪末以来经历了四个多世纪后至今仍在继续。这时欧洲新航路已经开辟，世界市场的雏形已经基本建立，而中国此时正好选择了“海禁”，用闭关锁国的方式保护自己的文明以及统治。明朝的“东学西渐”使得许多西方的优秀科学研究成果开始传入。但我们知道，中国科技史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偏向于实用性而不是理论性，所以我们当时并不注重于理论创新，而是把新奇的理论当作一种消遣。像康熙帝几何学就学得挺好，但他也只是在木兰围场打完猎后坐在摇椅上演算消磨时间而已，并没有把它推行起来。

（“世界市场”雏形示意图。）

说白了就是，这一次的文化大教汇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和第一次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这已经不是像两汉时期的吸收比自己低一层次的西域文化和南亚次大陆文化等，这一次的文化大交汇西方文化处于相对来说要进步很多的高一级的地位，只不过当时的中原并没有意识到而已。当时的中原农耕文明旺盛，小农经济作为立国之本，加上本身自然资源丰富，所以统治者一方面感到心满意足一方面也为了防止倭寇的侵扰而实施了“海禁”以及闭关锁国的政策。直到鸦片战争的爆发。

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得当时的有识之士开始“开眼看世界”，开始努力向西方学习；但还是在“以我为主”的情况下进行，整个封建社会的根基没有被动摇，所以最终也是以失败告终。

（魏源《海国图志》。）

古中国文明最终断层于五四以后。

单从思想文化上来论，古中国文明已经断层了，不能说“湮灭”了，因为我们还存在着，所以只能说“断层”了。

这时的国人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文化所处于的地位，但由于从来没有受过如此大的精神冲击，所以许多人的精神劣根性就表现了出来：”我们要批判孔教、我们要全盘西化、我们是低人一等的文化。”这样的话都能从当时的读书人口中讲出来简直是耻辱。西方人二十世纪以来对资产阶级的反思的出发点立足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以及要改良的决心上；而此时国人的反思就离谱，反思的居然是：优秀的传统文化到底是不是优秀的？貌似西方的文化才是更好的？我们要把“糟粕”全部丢掉！这些想法在今天看来简直是令人痛心疾首。

（建构主义画作《经典，现代，巴洛克》封面；作者特奥·凡·杜斯伯格。）

古中国文明就此断层，一个古典意义上的文化就此不复存在，所以王国维先生选择了自杀。就从文学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现代文学也少得可怜。现代文学的建立是以工业文明的兴盛为基础的。等同于是说现代文学的大楼建起来后，后现代思潮的兴起才开始解构开始不断拆这座大楼。而国人有意思，现代文学的大楼地基还没打好就迫不及待地开始拆；你搁这跟我讲笑话呢？天天看你们谈什么“解构主义”谈什么“迷幻主义”，请问您的佳作在哪个书店能买到？在通天塔图书馆吗？

笔者并不是要批评后来以及现在的社会有多不好，笔者只是感觉到一种极大的悲哀感。我们需要的是独立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我们必须要看到在舒适的表象下古典文化的微弱的求救声，我们必须且必要地复兴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踏踏实实地去梳理去研究怎么做，而不是每天强调“相信科学，坚持远大理想。”

每天都重复说“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希望”，请问你的信仰是什么？你的信仰在哪里？

不知道自己从哪来的人是不可能知道自己要去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