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田埂上放风筝，在草垛间捉迷藏，在沟岸边拔茅针；和母亲一起下地拾棉花，和堂哥一起打草喂羊……８０年代的农村孩子是质朴快乐的。童年的记忆是一杯陈年的老酒，时时沁着泥土的芳香，却也辣得让人直咋舌头。
红英是我童年的伙伴之一。她是我们隔壁生产队里的。每天上下学，我们都要从她家边走过。
农村五月正是龙虾上桌时。那时的家庭作业很少，太阳西斜的时候就已经放学了。孩子们无师自通，一个个从自家的陈柴垛里拉了几根粗粗的芦苇出来，择取中间一段，大概一米左右。在一头系上一根从母亲的针线包里扯出的棉线，一根钓竿就做成了。到农田里，使劲拔出留在地里的麦桩，一条条青的、黄的、大的、小的蚯蚓便无处逃遁了。从地里拉出一条，系在线上，一切准备就绪。当然，拔麦桩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都会仰面摔倒，屁股刺在麦桩上，惹得伙伴们大笑不止。田野便充斥童趣了。
红英只比我大一二岁，是钓龙虾的常客。那一个下午，我们经过那条河时，她已经钓到十来只了。堂弟吓唬她说：“红英，一条蛇！”她知道我们吓唬她，便不紧不慢地说：“蛇，我是不怕的。我最怕癞蛤蟆。”堂弟便拍着手大叫：“红英红英，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一只癞蛤蟆。”听来觉得特顺口，于是我们一行五六个孩子便都拍着手大叫。红英急了，从河岸上站起来追我们，我们跳起来就逃。等她回到河岸，我们便又跑回去叫，她又跳起来追我们。如此，直到夕阳西下，双方各自回家。后来我们才知道为什么她有那么多时间钓龙虾，原来她不写作业，即使写，也是胡写一通。
然而令红英名躁一时的并非她钓龙虾的本事。红英的二婶是一个特别矮小的妇人，她家就住在路边上。两间不大的房子，因为新婚，刚刷了油漆，显得很好看。有一天傍晚，我们放学路过那儿时，围了好大一堆人。好奇心促使我们钻进了人群。那个矮妇人正急着大叫：“不是她是谁？反正派出所已经来过了，留在我家凳子上的鞋印已经取走了。怕什么？”“你不要瞎说！我警告你，要不是我们家的红英，我扒了你的皮。”红英的父亲一米八的大个子，长得五大三粗，此刻脸胀得通红。“我怕你什么！我倒是说错了？”矮妇人就像一只捍卫自己尊严的小母鸡在与一只熊决斗。
我们无从知道派出所的处理结果。听大人们说，是红英做的事，过了两天，又说不是。但从此，红英成了一个“贼”。想成为“好孩子”的我们是不会和一个贼有所交往的。
后来听说她的父母去崇明种菜了。红英先是在爷爷奶奶身边生活了一阵子，没过多久，也随着父母去了崇明。从此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着红英了。
前几天，我回母亲那儿。闲话家常时，母亲说，西边的红英嫁到崇明，都离了两次婚了，这两天回来了。她家的老屋，我刚刚经过，那风雨飘摇的地方还能住人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