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10月至11月，卡夫卡和鲁迅这两位“世界大师”级的人物，仿佛有个约定，几乎同时拿起笔。不朽之作《致父亲》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就这样问世了。
作为具有“儿子和父亲”双重身份的一个男人，我被两位大师的“对话”所震撼的同时，深感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沉浮，两位大师深远的目光仍像灯塔一样引领着时代。鲁迅先生说：“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事实也正如此，在大千世界，由此引发出来的人生问题比比皆是。即便是看来很温馨、很和谐的家庭，大都也是因为子女的克制忍耐，遮蔽了矛盾而已。手握“强权”的父亲因为思想僵化、固守本我、自以为是，不从实际出发，不懂子女心理和生长，无法进行有效的交流，以至本该畅通的“人生最融洽、最亲密、最美好的沟通”之路长满了荆棘。
世纪进入了新时代。从“儿子”角度去理解卡夫卡的《致父亲》，到从“父亲”角度去理解鲁迅的《我们怎样做父亲》，我们可以越来越明晰地看清做父亲所应站稳的立场，越来越深刻地反省做父亲存在的症结所在。时光的浪花淘尽一切，两位大师留给后人的铮铮箴言，却仍像金子一样闪着光芒。
《致父亲》是卡夫卡1919年11月写给父亲的一封超级长信，实际上是一篇有关社会学、伦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学和文学的论文，一篇向保守的落后的陈旧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宣战的檄文。卡夫卡曾托母亲转交此信，但其母亲阅后唯恐得罪父亲，故退还给了卡夫卡。
卡夫卡大概不会想到，88年后的今天，他这封写给自己父亲的长信，被另一个当父亲的人荣幸地细读了。成就大师的卡夫卡的内心独白，就这样超越了时空，成为与天下所有父亲推心置腹的对话：“你大体上觉得是这样的：你一辈子艰苦工作，为你的孩子们……牺牲了一切……你并不为此要求我们感恩，你是知道‘孩子们的感恩心情’的，但我们至少得做出某种迎合姿态，一种同情的信号；我不是这样，反而从来就躲着你……从来没有家庭观念……你认为我对其他人出于爱和忠诚什么都干，而对你和家庭出于冷漠和背叛则什么都不愿干。你这样责备我，好像那是我的责任，好像我只要转一下方向盘就可以使一切都改观似的，而你对此连一点责任都没有，要有就只有一点，也就是你对我太好了。”——这几乎是对现今所有中国父亲（一些发达国家的父亲如今是否还这样我无从了解。似乎已不这样。）的心态的勾勒。所以读得我心潮澎湃。
我在自己女儿长大之后，也曾不止一次地埋怨她“不配合”，太自我，辜负了自己的一片爱心。我从没有顾及过她的处境是怎么样，她会怎么想，是否有另外的客观的感受。其实我们都把孩子当成了自己的“私有品”了，从来就没有把他们看作是社会的独立的一员，觉得他们只有站在与父亲相同的立场上，才算是对得住父亲。因此，对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教导感受更深：“所生的子女，固然是受领新生命的人，但他也不永久占领，将来还要交付子女，像他们的父母一般。只是前前后后，都做一个过付的经手人罢了。”作为“孝敬”的儿子，卡夫卡忍不住向父亲倾吐了内心的苦楚：“我需要一点儿鼓舞、一点儿亲昵、一点儿走自己路的自由，但你却拧歪了我的道路，当然是出于好意，希望我走另一条道路。”就这样，天下那些强势的父亲，不给子女“一点儿”喘息机会，按“老子”的方式行事，在他们“好意”底下伸出来的，却是锋利无比的铁爪，不断地扼杀着一批批芳芬灿烂的青春的。就在前几天，湖南电视台《真情》栏目播了一个题为“出走的‘青春’”的节目，一个年满18岁的中国版的女“卡夫卡”因无法忍受“爱”她的父亲的行为，愤然离家出走。在电视台协助找回女儿、坐在观众面前与父亲对话时，那个父亲无论主持人怎样开导，就是不想开口说出“对不起”三个字，最终仍是以这个可爱、单纯的小“卡夫卡”让步了事。世上有多少这样的卡夫卡难逃“父权”给他们拷上的桎梏，被迫成为性情敏感、孤独自卑的“精神漂泊者”？奥地利的那个卡夫卡用他内心独苦的世界，成就了文学事业上的一个天才；而天下更多的卡夫卡们，只能让人们“于无声处”听惊雷。
卡夫卡在《致父亲》的最后，用令人心酸的冰冷的文字，把“脉脉温情”的“父爱”的面皮彻底剥开：“我承认，我们在相互斗争，但世上有两种斗争，一种是骑士式斗争，这是两个自立的对手间的相互较量，各自为阵，胜败都是自己的事；另一种是甲虫的斗争，甲虫不仅蜇人，而且还吸血以维持生命。这是真正的职业战士，这就是你。”我想，卡夫卡与其父亲的关系也许真的是个例外。从历史发展的纵线看，有时是裂变式的，这种变化往往通过两代人之间的矛盾或斗争和代与代之间的更迭表现出来。弗洛伊德有一种观点，他认为父子斗争乃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恒常现象。有时表现为同质的差异，有时则表现为异质的对立。卡夫卡父子的斗争也许就是比较少见的异质对立吧。但不管怎么说，卡夫卡作为“儿子”的表达，深深感动着我。反思自己在女儿身上的言行表现，强人所难之处也为数不少。那些一厢情愿的“好心”，不仅没有给女儿带去益处，却给她造成了多少伤害呢？
我正是带着这样一种忏悔心情，重读了鲁迅先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
鲁迅先生不仅是中华的“民族魂”，也是世界的“民族魂”，他深知中国当儿做女的现状，也遥感到奥地利那个“儿子”内心的一切。于是，他立足“亲权重，父权更重”的中国社会，面向带有世界性的“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首先是“父权”，进行开战！“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
鲁迅先生懂得：“中国的老年，重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听到乌鸦叫，少年毫不介意，迷信的老人，却总须颓唐半天。虽然很可怜，然而也无法可救，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鲁迅先生由自然、生物以及人的本质要求论证了做父亲的正确方向。“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物，因有食物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但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老衰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又有一种本能，便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有性交才发生苗裔，继续了生命。所以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前前后后，都向生命的长途走去，仅有先后的不同，分不出谁受谁的恩典。”
“生命何以必需继续呢？”鲁迅先生指出：“就是因为要发展，要进化。个体既然免不了死亡，进化又毫无止境，所以只能延续着，在这进化的路上走。走这路须有一种内的努力，有如单细胞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繁复，无脊椎动物有内的努力，积久才会发生脊椎。所以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前者的生命，应该牺牲于他。”读到这儿，做父亲的我更清楚了实际的意义：“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可惜的是中国的旧见解，竟与这道理完全相反。”鲁迅先生列举了社会种种：夫妇是“人伦之中”，却说是“人伦之始”；生育也是常事，却以为天大的大功。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鲁迅先生用翔实和充分的例证进一步论道：“倘如旧说，抹杀了爱’，一味说‘恩’，又因此责望报偿，那便不但败坏了父子间的道德，而且也大反于做父母的实际的真情，播下乖剌的种子。有人做了乐府，说是‘劝孝’，大意是什么‘儿子上学堂，母亲在家磨杏仁，预备回来给他喝，你还不孝么’之类，自以为‘拼命卫道’。殊不知富翁的杏酪和穷人的豆浆，在爱情上价值同等，而其价值却正在父母当时并无求报的心思；否则变成买卖行为，虽然喝了杏酪，也不异‘人乳喂猪’，无非要猪肉肥美，在人伦道德上，丝毫没有价值了。”所以我现在心以为然的，便只是‘爱’。
“那么，上述说了那么多做父亲的应该”做“和应该”让“的，也绝不是说对子女就完全放任自流、任其随便生长、一点也不管不顾了。不是这样的，鲁迅先生说：”倘若现在父母并没有将什么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交给子女，又不遇意外的事，子女便当然健康，总算已经达到了继续生命的目的。但父母的责任还没有完，因为生命虽然继续了，却是停顿不得，所以还须教这新生命去发展。凡动物较高等的，对于幼雏，除了养育保护以外，往往还教他们生存上必需的本领。例如飞禽便教飞翔，鸷兽便教搏击。人类更高几等，便也有愿意子孙更进一层的天性。这也是爱。上文所说的是对于现在，这是对于将来。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当然是曲说，是退婴的病根。假使古代的单细胞动物，也遵着这教训，那便永远不敢分裂繁复，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类了。”
“所以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日本近来，觉悟的也很不少；对于儿童的设施，研究儿童的事业，都非常兴盛了。第二，便是指导。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必须进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尤异于前，决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也就是能在世界新潮流中游泳，不被淹没的力量。第三，便是解放。子女是即我非我的人，但既已分立，也便是人类中的人，因为即我，所以更应该尽教育的义务，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因为非我，所以也应同时解放，全部为他们自己所有，成一个独立的人。“这样，便是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伟大的鲁迅，心细的鲁迅，如此如此地说，循循善诱地说，真真切切地说，明明白白地说，全部说到心坎里了。所以，不用我再说什么废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