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在争和让之外，合作这个第三选择越来越成为处理矛盾的最好方式。因为，今天财富创造的最主要方式，已经不是通过占有什么资源，而是通过合作来实现。
只要你愿意，并且能够跳出眼前的得失、资源和利益给你划好的圈，去看未来的增量，你就能够通过合作来为自己创造更多价值。
以下四个思维模型，帮你真正解决矛盾：
1.生意人思维：高估他人，正确地评估他人价值
2.银行家思维：放大格局，着眼长远的利益
3.实干者思维：把观念上的冲突变成行动的方法
4.建筑师思维：划定边界，明示越过边界的成本
更好地认识自己、理解他人，就能找到处理矛盾、达到双赢的第三选择。
书中内容从病症、病人和医生三个角度带你了解医学中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来看看医生们是如何从不确定性里寻求确定性的。
第一部分
我们首先来看看病症的不确定性。对于这一点你可能会觉得奇怪，现在医学发展得那么高端，人们通过基因检测就能预测一个人会不会得某种癌症，可以做心肝肺等器官的移植，还可以先摧毁然后重建人的整个造血系统，难道还有什么病是不确定的吗？很不幸，事实还真是这样。
西方医学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上，通常是和巫术、迷信、拍脑袋的突发奇想联系在一起的，对疾病的认识非常有限。二十世纪以后，医学虽然有了井喷式的发展，但依然算不上完美，很多医学理论还都含混不清，很多疾病发生的原因和机制也不清楚，现代医学中还存在着大量的不解之谜。比如细胞癌变的诱因都是什么？为什么会有孩子患自闭症？渐冻症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些都还没有清晰的答案。
葛文德给我们举了一个很常见的病症，但是这个例子足以颠覆我们通常对疾病和人体的认识。这个例子就是慢性疼痛。大多数医生和我们普通人一样，都习惯于一种非常简单直接的对疼痛的理解，那就是身体受到损伤，然后这种损伤产生的刺激信号通过神经传递到大脑，人就会产生疼痛的感觉。所以当有人觉得疼的时候，医生会给他做各种各样的检查，看看到底是身上哪个地方出了问题。比如葛文德就遇到过一个叫昆兰的病人。昆兰摔伤过一次，后来摔伤好了，但是却落下了经常背疼的毛病。昆兰的背疼还特别厉害，一疼起来他就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不敢外出，有时候甚至疼得完全不能动弹，连大便都控制不了。医生给昆兰做了他们能想到的各种检查，X光、CT、超声，但是没有发现感染、骨折、肿瘤或者脊椎错位之类的任何病症。
其实在美国，像昆兰这样长期被莫名其妙的疼痛折磨的人还有很多。那么对于像昆兰这样的病人，医学要怎么解释呢？作者说，问题很可能出在人们对疼痛的那种传统理解上。疼痛很可能并不都是身体上实际的损伤引起的，它还可能跟人的性格、心情、职业、社会环境等没法解释的原因有关系，甚至有时候，疼痛就好像完全是大脑凭空想象出来的。比如那些截了肢的病人，就经常会觉得自己那已经不存在了的肢体在疼。这就类似于在说，大脑有时候会以为自己受到了刺激。最后证明，昆兰的情况就是这种“疼痛系统的错乱”。为了对付这种疼痛，科学家研发出了可以抑制神经系统兴奋性的药物，昆兰就是在服用了半年这种药物之后，病情才得到了明显的缓解。
医学上不能解释的病症绝不是个例，而是非常普遍的。比如，有人会忽然无缘无故地头疼，又忽然无缘无故地好了；有人得癌症被医生判了“死刑”，放弃治疗以后却神奇地自己康复了。2011年有一项针对620名德国患者的研究发现，医学上无法解释的症状，足足占了所有已报告症状的2/3。
2/3，这是一个让人震惊的数字，这个数字也让病人和医生都很沮丧。大量的病人觉得他们的诉求没得到认真的对待，医生把自己实实在在的痛苦诊断为“神经官能症”，也就是神经异常引起的症状，这不是变着法的骂自己是“精神病”吗？而医生们，他们有时候会因为自己对病人的症状无能为力感到失落，有时候，他们也会真的认为这些病人是在“无病呻吟”，为这些病人浪费了自己的时间感到烦躁。这虽然听起来让人沮丧，甚至绝望，但却是医生面对的真实处境。
这就是我们解读的第一点。现代医学的巨大进步，经常会让人们产生一种医学无所不能的错觉，进而对医学产生很多不切实际的期望。但其实，目前医学上不能解释的病症非常普遍，我们对疾病、人体的认识都还远远谈不上完善。我们当然都希望去了医院，医生只需要凭借经验，就可以准确地判断我们得了什么病，但医学面临的现状是，即便医生给我们做了很多检查，也可能无法准确判断我们到底得了什么病。
第二部分
说完了病症的不确定性，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疾病的载体，也就是病人的不确定性。
我们知道，人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大到一个器官小到一个细胞，每个部分都可能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力量。同一种病长在不同人的身上，它的症状、严重程度和治疗效果，都可以有天壤之别；同一种药用在不同的人身上，也经常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反应和副作用。接下来，我们就讲一个常见的病长在不常见的人身上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叫安娜的准妈妈。我们都知道，孕吐，也就是怀孕时的呕吐，经常发生在怀孕前三个月的时候，三个月以后孕吐基本就会慢慢消失。但是这位安娜，她从怀孕第八周就开始吐，在整个怀孕期间，她不是在吐，就是在床上闭眼休息。而且安娜吐得还不是一般的厉害，她随时随地都想吐，吃什么吐什么，基本只能靠输液维持营养。医生们给安娜做了各种检查，她也尝试了各种药物，甚至各种偏方，还看过精神科的医生，都没有一点用。但是安娜一生完孩子，她就再也不吐了。
人体就是这么神奇的一个复杂系统，经常让人手足无措。因此治疗方案的选择，也经常会变成一件两难的事情。那在选择的时候应该听谁的呢？在西方医学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医学界流行的都是一种“完全由医生说了算”的医患关系，病人根本没有进行医疗决策的权利。20世纪70年代以后，社会上开始兴起了为病人争取医疗自主权的运动，从那以后，病人们才开始有了替自己做决定的权利。而病人决策对医疗过程的影响，也是从那时候才开始出现的。
病人现在可以做的决定太多了，去哪家医院，看哪个医生，做不做哪种检查，接不接受某种手术，要不要继续抢救，病人似乎都可以说了算。而这其中病人做出的每一个重大选择，都有可能让后续的整个医疗过程大相径庭，最终影响医疗结果。这看起来是对病人的巨大尊重，但是医生们真的应该让病人在这些大事面前自己做出选择吗？葛文德觉得，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葛文德说了他曾经经历的故事。有一个癌症晚期的病人，他有两个选择，手术或不手术。手术顶多就是改善一下他瘫痪的症状，但手术的风险非常高，比如术后恢复的过程会很痛苦，他还很可能因此丢掉性命；而不手术的话，尽管可能会彻底瘫痪，但他还是能相对舒服地过完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时光。医生觉得不应该冒险，但病人坚持选择手术，他说，“这是我唯一的机会。”结果，手术虽然很成功，但是由于严重的并发症，病人在手术之后十几天就痛苦地死去了。
在这个故事中，医生似乎不该让病人自己做选择。这是病人和病人家属的决定权，给医疗带来的不确定性。平心而论，当我们是病人或者病人家属时，会真的希望医生不动声色地提供几种可能，然后让我们自己选吗？在专业的医生都拿不准哪个方案更好的时候，作为医学门外汉的病人和病人家属，又怎么知道选哪个好？让病人自己做决定，就是对病人最好的尊重和负责吗？葛文德自己就是一个外科医生，但即便是他，在自己的女儿住院、需要决定是不是给女儿用呼吸机的时候，仍然觉得心慌意乱、难以抉择，他更愿意把决定权交给女儿的主治医生，因为他无法承担自己的错误决定带来的后果。葛文德说，作为孩子的父母，病人的家属，错误的决定很可能会把自己推入万劫不复，终生悔恨的深渊。
人们在生病时或者看到和自己亲近的人生病时，通常都会心烦意乱，没有多少心情和能力进行理性地思考和判断，这是人之常情。而医生在这个时候通常会更加冷静、更加理性，能够做出更好的判断。这当然不是说，我们应该回到之前那种“一切由医生说了算”的决策模式，也不是说，医生不需要尊重病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但事实很可能是，病人最需要的，并不是简单的自主权，而是看到医生的能力和善意，医生要在病人无法做出正确决定时，勇敢地承担起“做决定”这个沉重的责任，也要引导病人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就是我们要解读的第二点，病人在医疗过程中制造的不确定性。这和人体的复杂性密切相关，也和医疗决策的复杂性关系密切。对人来讲，拥有选择权意味着拥有了某种自由，但是自由也经常是沉重的负担，意味着我们需要为自己选择的后果负责。在医疗决策中，医生应该在尊重病人选择权的同时，对病人给予恰当的引导，要勇敢地帮助病人承担起选择带来的重担。
第三部分
在说完了疾病本身和病人的不确定性之后，我们再来说说医生给治疗过程带来的不确定性，同时看看，我们有什么办法减少这种不确定性。这一点也是这本书里最精彩的方面。
一般来说，医生给人的印象都很靠谱，在外界的眼里，医生理性、客观、不容置疑。我们也希望医生可以像机器一样精确，希望他们诊治病人的思路和结果都像印刷体的文字一样，清晰、准确、标准化，而绝不会像手写的文字那样潦草、随心所欲或出现错别字。但是葛文德在这本书里，毫不避讳地谈到了自己在做住院医生时的很多失败经历，比如反复尝试给一个病人插静脉导管，把另一个病人的喉咙切得血肉模糊，还有几个医生因为确定不了下一步的治疗方案，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死去。
葛文德也开诚布公地讨论了医疗过程中各种让人目瞪口呆的无效治疗和错误。比如调查表明，有1/4接受子宫切除的病人，1/3植入心脏起搏器的病人，手术后并没有明显好转；再比如，尸体解剖表明，误诊导致的死亡，占所有死亡人数的40%，而且这个比例从1938年以来，就一直没什么实质性的改善。还有，光是在美国，每年死于医疗过失的人数就超过了四万。犯错的个例就更多了，比如有医生把手术器械落在了病人的腹腔里，有医生给病人截肢时切错了左右腿……
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都是怎么造成的呢？这就是医生给医疗过程带来的不确定性。主要会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医生的技术水平存在不足和差异；第二，医生也是人，也会因为各种原因犯下错误。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方面，医生的技术水平确实存在不足和差异。我们去医院看病的时候，“专家号”之所以那么抢手，就是因为我们都想选择那些比较有名、经验比较丰富的医生。而对绝大多数医生来说，他们成长为优秀医生的唯一途径，就是认真地、持续不断地反复练习。
医学是一门典型的、需要通过大量练习和不断积累才能有所进步的学问。比如一个经过五到十一年学习、刚从学校毕业出来的住院医生，就算他已经拿到了执业医师执照，也只能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写病历、换药、拆线，在上级医师的指导和监督下给病人做骨髓穿刺，在手术台上歪歪扭扭地给病人缝合伤口。他会四处碰壁，再一点一点地摸索，然后才能变得越来越熟练，逐渐独当一面。而且其实不光是住院医生，那些主治医生、主任医生也都要一直学习，他们必须不断地学习新技术，不断地练习把这些新技术用到病人身上，才能让病人不断地享受到现代医学进步带来的好处。
然而这就有了一个矛盾，你是希望一个新手医生给你做手术，还是一个老练的医生做手术？答案不言而喻。但是如果新手医生得不到锻炼，他该怎么才能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医生？新手医生在学习的过程里，不可避免地会给病人带来伤害。以骨髓穿刺为例，那些熟练的医生通常很轻松就能完成，可对第一次进行这个操作的医生来说，就算他高度重视，提前在心里把整个过程排练了很多遍，但到真正动手的时候，他还是很可能穿不到骨髓，会把病人扎得龇牙咧嘴。
无论是社会舆论还是法律规定，都不赞同医生把病人当小白鼠来练手，他们认为，病人有权利得到最好的医疗照顾。其实医生也一样，他们也想不经历那个漫长的学习过程，也巴不得套上白大褂就自动变成医术精湛的专家。但这是不可能的。长期以来，医院一直都在“给病人提供最好的照顾”和“给医生增加练习机会”之间徘徊，他们既不能只顾培养医生不顾病人的利益，也不能不给新人提供练手的机会。虽然所有的人都希望享受最好的医疗服务，没有人愿意去承受医学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但这就是医生和病人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那么，有什么办法降低医生的技术差异带来的影响呢？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的应用很可能是我们的希望。人工智能可以大大提高临床诊疗的准确性。比如在一场对两千多份心电图的判读比赛中，电脑就以20%的优势打败了心脏病学界的顶级专家。另外，机器人的应用也可以大大提高手术操作的精准度，人工智能医学影像辅助诊断系统，已经达到了三甲医院影像科医生的平均水平。
医生给医疗过程带来的第二种不确定性，就是医疗过失真真切切地存在，而且医疗过失并不只发生在个别不负责任的医生身上，而是几乎在所有医生的身上，都会出现。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医生也是人，是人就会犯错。医疗系统的正常运作依赖人类大脑的完美表现，但是人的大脑有时候会开小差、犯错误。比如有的医生会因为记忆力开小差弄错药的剂量，有的药剂师会因为看花眼给病人拿错药，还有的医生会在自己精神恍惚的一瞬间切断病人的神经。医生本身就是一个压力巨大的职业，尤其是外科医生，经常需要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面对复杂的情况做出判断，这样的判断也就非常容易出错。他们可能会因为信息太多而考虑不周，可能会因为近期见到的其他病例做出相似的判断，甚至也可能受到感情、直觉或本能的影响。
那怎么能尽量减少医疗过失呢？通常人们的第一反应大概是，犯错误的“庸医”必须要为自己的错误负责。我们应该把他们告上法庭、让媒体曝光他们、让医院解雇他们，甚至让他们赔得倾家荡产。但是这些对抗性的手段真的是减少医疗过失的有效途径吗？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医疗过失的发生率并不会因为医疗官司的存在而减少。这是因为，如果一个人犯错并不是出于故意，那惩罚针对的就只能是这个错误的结果，而不是错误出现的原因。而如果错误发生的原因仍然存在，那么相同的错误就肯定还会发生。
更严重的是，医疗官司还会带来更深层的问题。就是如果人们总是把医疗过失看作不可饶恕的罪过，那么医生和病人之间的敌对关系只会越来越激烈。医生肯定会更加小心地不让病人抓住把柄，更加不肯承认自己的任何错误，而且还会尽量避免替病人承担医疗决策的风险。而这样一来，最终受到伤害的还是病人。
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该对那些明显玩忽职守的医生表达愤怒，不该让他们受到惩罚。而是说，我们应该更多考虑建设性的措施，考虑怎么让医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避免相同的问题再次出现。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教学医院都会每周召开一次“发病率与死亡病例讨论会”，在这种讨论会上，医生们会关起门来，开诚布公地检讨错误，看看下一次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医生们认为，不管你多努力地去避免一个错误，从概率上来说，这种错误还是有发生的可能性。医生们能做的，只有自己提高警惕性，足够的小心谨慎，尽力把犯错的概率降到最低。
除了从主观上找原因以外，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还对医疗过程中很多可控的细节进行了改进，帮助医生减少犯错的可能性。比如为了降低麻醉过程中的医疗过失，美国医学会采用了一些很简单但是非常有效的措施。像是减少麻醉科住院医生的工作时间、改进氧气的控制开关、标准化机器的刻度盘、利用麻醉风险模拟系统训练麻醉师等等。事实证明，这种看似细小的改进措施非常有效，在短短10年内，美国的麻醉致死率就降到了之前的1/20。
再比如，葛文德本人曾经倡导的“全球手术清单”，就是让医护人员把手术中最关键的步骤列在清单上。这项非常简单易行的举措，把手术感染的死亡率降低了将近50%。关于这一点的内容，你可以收听《清单革命》这本书。
这就是我为你解读的第三点，医生会给医疗过程带来的不确定性。葛文德这本书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将医生作为普通人的那一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在了我们面前。书里最让我感动的细节，并不是他在讲医生如何治病救人的时候，而是讲述为什么每年会有近万名外科医生放下手上的工作，去参加“外科医师学会”的年会。在年会上，他们当然可以学到新的技术，看到新的器械，了解医学研究的新进展，但是在葛文德看来，这场年会最重要的意义在于给外科医生们提供了一种归属感。
葛文德这样描述外科医生的境遇：“医生属于一个孤立的世界……病人一个一个地来，手术一台又一台地做，到头来，你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好不容易成功做完了一台手术，喜悦却不知道该跟谁分享。病人术后因为并发症死亡，又有谁了解你的感受……但是每一年，我们都不远千里来到这个地方。在这儿，你会发现同伴”。葛文德这寥寥几笔，写尽了医生的孤独和对认同的渴望。读到这里我不禁感慨，平时我们眼里那些理性到近乎冷酷的医生，原来也和我们身边那些需要扶持的普通人一样，需要从别人的理解和支持中获得力量。
总结一下《医生的修炼》这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