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不仅是一个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的落后的农业社会，而且还是一个以个体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人们习惯于各扫门前雪，很容易走到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境地。一个皇帝、若干朝臣、一众官吏，很容易对数亿民众实施统治。但是，相对于北方而言，南方的情况却多少有所不同。

自古以来，地处中原的汉族政权屡受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不断有不肯屈服的中原汉人渐次南下。一方面，南方的自然地理环境较中原地区复杂，那里的人们更习惯结群而居，基层社会中血亲族群关系的纽带作用较强；另一方面，南下汉人自身传统文化意识浓厚，亦较倔强。影响到后来，越往南方，越不易被外来的中央政权降服和同化，中原传统文化留存下来的成分也越多。

林语堂对包括三元里民众在内的广东人还有一种评价。他说，广东人是中国古代南方吃蛇的土著与南下中原文化的“强烈混合物”，一方面迷信鬼神、恪守传统，一方面又冒险好斗、顽强彪悍。这也使得广东人在维护自身利益和自身文化方面，容易表现得较其他地方更激烈。特别是底层民众，往往只有乡土情结。谁当皇帝，与他无关；伤害了本乡本土的利益，任谁也要反。

17世纪以前或以后，大批跑到东南亚去的华侨从来只认自己的省籍或族裔，比如只知道自己是广东人，福建人、客家人等，很少清楚或在意自己的国家归属。即使东南亚的殖民当局会把他们视为“中国人”，他们看自己也依然如故，始终各有各的会馆或同乡会，各自经营各自的行业。比如，在曼谷，“97％的典当商铺属于潮州人，他们还控制了70％的大米贸易和90％的中医业。美容业中50％的生意由海南人经营，59％的机械工场由广东人掌握，90％的造纸业在客家人的控制下”。

留在广东当地没有离开的广东人，即使经过了两百多年，和清政府的关系仍会紧张。除了前文提到的现象外，清朝官员的奏折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述。如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出任广东巡抚的郭嵩焘，就曾向朝廷诉苦称:广东一些地方的“百姓习以械斗，日以兵刃相接”，“富乡大族，均各筑立土城，广置炮火，以劫掠为事”。“地方官征求钱粮，动须募勇下乡。力胜则尚能催征三四成，力不胜则通县钱粮皆抗不完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