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和李定因为党争联系在了一起。
先是李定被人检举不服生母之丧，司马光说他“禽兽不如”。这是司马光借李定来攻击王安石，李定先做了党争的箭靶。
后来，王安石之后的新政派，为了不让司马光复出，退求其次，杀鸡儆猴，让苏轼也成了党争的箭靶。
首先是监察御史何正臣，上札说苏轼在湖州任谢表中那段话“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是“愚弄朝廷，妄自尊大”。后来是舒亶小人上札说苏轼讥讽时事。最后是李定论数了苏轼的四大罪状，激怒了神宗，下旨御史台“根勘闻奏”。
李定不服丧也不是什么大过错，却被大肆渲染。苏轼一句牢骚话本无大碍，却也招祸上身，做了代罪羔羊。两个不同的人在这点上倒很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