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最残忍的折磨：给对方无边无际的自由，大家都对他视之如无物；他出现时，众人侧身躲闪；他讲话时，无人回应，也无人在意他的任何行为举止。这是一种让人感到莫名的绝望、愤怒的蔑视，以至于残酷的刑罚都会变成是一种解脱。
易先生手里总是拿着一本日记，或是几页稿纸，一次性黑色水笔时常插在口袋里，需要时，就拿出在纸上画出一些临时想到的东西，但他从不让别人看。他写的大多是一些回忆，是他去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打工的回忆，那时他还有一位未婚妻，名叫“朵”，是同村的青梅竹马。
千禧年后，他就只身前往了乌鲁木齐，走之前，他与朵商定：只要赚足了一年的钱，就回来娶她。就是这一场简简单单的“宣誓”，成为他坚持在沙漠中拼搏的勇气。
可是去之后他才了解到，并不是在乌鲁木齐城市里做室内油漆工，也不是去当泥瓦匠、木匠，而是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协助科研人员建设农业研究试验区。那段时间，让他了解到了一个词汇——风烛残年，他感觉到这风沙有着“催人老”的功效：胡子茬越来越粗，脸上的皱纹越来越深，手上的茧子也越来越硬。但想到那个在家等自己的朵，他还是一忍再忍，将这些痛苦暂且抛之脑后，在得了肝炎的情况下依旧拼命干体力活。他也想过，自己来这儿打工的事传出去——起码在村子里，其他人会认为自己是伟大的，他们村子里还没出现过能和科学家一起工作的男青年。
一周一封信他写了，可是寄不出去，他就攒着，等开着吉普车来送东西的司机来的时候，再将攒起来的信一并交给他，由那开吉普车的年轻人将他的思念寄回河南，寄到朵的手上。他心想，朵能收到他的信，况且知道他在从事着这样一份伟大的事业，一定也会感到骄傲，也会用骄傲换来的动力一直等着他。只不过，肝炎这病着实让他吃了不少苦头，先是恶心呕吐，后来又是右上腹疼痛，小便也成了棕色，最后腹水积聚，肚子也鼓胀了起来。他用了好几种土办法，时而有用，时而复发。一年出头，他再也忍不住对朵的思念以及病痛带给他的折磨，说什么也要回河南老家去。
那时候不像现在，乘火车的农民工睡在候车大厅的多的是，加上肝部不适，他就买些止痛片，就着自来水吃了下去，倒在大厅里昏昏欲睡，这才忘了病痛、忘了想念。梦里，他正在和朵与双方父母敬茶，与亲朋好友敬酒，他清楚地记得，朵白皙稚嫩的手被他轻轻握住，朵芳香的发梢在他的脸颊上拂来拂去，他们还生了一儿一女，一个长得像自己，一个长得像朵。
由于当天的票已经卖完，他只好买了第二天回老家的票。半夜醒来，他还看见同行的工友还在呼呼大睡，也就放心地继续睡下。等他饿了，他就着候车大厅的灯光，去找人家吃剩下的盒饭、矿泉水，直到最后一顿，他才舍得把袋子里的方便面拿出来吃掉，汤也喝得一滴不剩。
他循环往复地查看缝在外套内侧的现金，以及踩在脚底的车票，一概没丢。就在第二天中午上车前，他还检查了两次，一次是在早上五六点钟，一次是上午八点多钟。可这样来来回回地提心吊胆、折腾，又吃不饱睡不好，再加上病痛，他还是没打起精神熬到中午，直到有列车员提醒他注意看自己的车次时，他这才意识到已经到了下午。
工友们一个都不见了，都上了车，周围都是陌生的乘客。他慌了，立马拿上包裹，从鞋子里拿出车票，奔向服务台，跑的过程中，意识到哪里不对劲，摸了内兜，才晓得现金连一张都不剩了，缝线处松松垮垮，都是断了的线头。
他整个人感觉往下坠落，觉得脚底下凭空出现一个黑洞，以两种力量——一种是让精神混沌的力量，另一种则是强大的吸力。这两股力量结合在一起，他直接昏了过去。意识中，那个牙齿最黄的工友盯着警察，侧身摸索着他衣服里的现金，鬼鬼祟祟。
服务人员叫他起来，给他喝了水，吃了饭，可还是看他精神恍惚，双眼无神。列车站的警察也来了，做笔录，他什么也说不出，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身体一直僵硬着，整个骨架都显得就要散架了似的。
派出所的民警拿着他的身份证，联系到了易先生的家属，家属却显得并不怎么着急。后来，这民警才了解到，接电话的正是他的亲哥哥，那头也没多说，主要就两句：第一，钱丢了，就继续在那儿赚钱，没必要再急着回来；第二，他已经和朵奉子成了婚。至于第二点是怎么一回事，没人见证，可村子里流行的说法是：朵被易先生的亲哥哥侮辱了，朵想跳井，又被救下。
知道这两件事的易先生，在候车大厅值班室不住地发抖，深深的皱纹在哭泣时愈加明显。他哭不出来，哭腔就成了在声带中的低频振动，一种强有力地低吼。他咬破自己的嘴唇，鲜血不住地往下流；他用指甲用力抠着手背，每有一处地方出血，他就再换一个地方。破烂的作训鞋，在值班室的地板上焦虑地晃动着。
再后来，易先生就沿街乞讨，徒步了一年多的时间，终于赶回河南老家。
回到家后，他先去了母亲的坟前，不哭不闹，抱着坟前的土堆睡觉。村民发现了他，就去找他的哥哥，他哥哥说是嫌丢人，绝对不会接他回家。再者说，现在已经可以说是分了家、断了亲，既然他没回来过，那他也不是这家的人。
奇怪之事也正是在易先生回来以后出现了，朵不见了，谁也找不到。易先生来来回回地在村子周围转圈，村民向他打听朵的去处，他就撕人家的衣服、掐人家的肉，因为这，也没少挨打。可即便是嘴角打出了血，弄得个鼻青脸肿，他也只会以微笑示人。
反正就这么闹了两天，朵是没找着，易先生也不见了。再过了一个月，有传闻是易先生带走了朵。而易先生的哥哥日子也并不好过，每天在锄地的时候对着土地痛骂，直到收麦子时口吐鲜血而亡。
我第一次见到易先生，就是在我为我新房子装修的时候，他就是那个为我干活的民工。我印象中，他有着曲折凌乱的头发，老实巴交的大眼睛，鼻翼两侧灰黑，嘴唇干得发白起皮，褪色的大衣领子上还有油渍。讲话时，他很喜欢挠自己的头发，这时也能看见他指甲缝里的灰。这些，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直到临别之际，我们在还没刷油漆的书房喝了顿酒。
当时他对我讲，是到了湖北还是安徽，一个山里的老人家救了他，还治好了他的肝炎。不仅如此，也没少在那儿喝治疗“精神”的草药汤，也有些效果。不过后来到了大城市，依旧是不受待见的。的确，没人能管得了他，可他到哪里都会被嫌弃。他觉得人应该心善，看见谁就冲谁微笑，但那些衣着华丽、即将奔上小轿车的男男女女都捂着鼻子、斜着眼睛看他。他不敢得罪他们，只好躲避，但无可奈何向人问路时，那些小孩子们的家长就拽着自己的小孩一路小跑，好像他是拐卖儿童的人一样。
他难过极了，想自己的母亲，想那个唯一无私地对他好的人。每天他最幸福的事就是回到自己那个不到十平米的出租屋，听听楼上的炒菜声、邻居播放的新闻联播，也会拿着捡来的便携式CD机重复听粤语歌，余下的时间就拿起纸笔，与过去、与无可奈何作斗争，在上面写出自己所有的怨言。不过，即便是内心有斗争的想法，在遭遇旁人不好的对待时，他仍旧是微笑，把对方的怨气吸收进来，咽下肚子里，回去再写到纸上。
他才把用绳子别在腰间的记事本拿了出来，说要我一定看看，我谨记着他当时对我讲的话：
“看看吧，别人不懂，我知道你肯定懂。”
当时，我愣住了，一直愣到了现在，每当想起此事，我既心酸又无可奈何，好像他的无可奈何传染了我。可我能为他做些什么呢？或者说，为这类人做些什么呢？无非是安安静静地听他们讲话。易先生也曾说过，“谢谢你听我讲话，这就够了，真的足够，这是我感受过最好的关心。”
如今想来，他说的“我肯定懂”一定是和朵有着奇妙的关联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