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城的小屋的房租在三月尾回来的时候已预付到了五月，这似乎是让我在今天五月的三十号离家返惠的原因。实际上，小屋里既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铺盖和几本书籍，就算再迟些日子过去，房东也不会说什么的，何况还有押金呢。可我似乎不得不离开家，尽管对打工厌倦。

家与惠城近千公里，先是乘半小时的汽车到邻县潜山，再由潜山乘火车抵达惠城。

在家县城的高速入口的路口等车，等了有二十分钟，还没有来车。这时有一辆快运货车在经过面前时向我招呼，价钱是一样的，我并没有多想，等着也有点着急，就上了这辆顺路车。

高速路上，与司机聊起来。主要是司机问这问那，去哪里做什么。司机是同龄人，似乎有着相近的认识。我说在外面打工，像机器人一样。他有同感，每天过的差不多，什么时间起床，上班，都有一定规律。他问我在惠城多久了？我说是汶川地震那年去的。可我说不上了解惠城，也没有什么作为，心里惭愧。随着年龄增大，愈来的不大喜欢在外打工了。在城市，人心是浮的。他似乎还有着对仍在外漂泊的我的一点理解的尊重，而我却实在的愿意成为他，在家乡周边做一个货运司机。同样的感到，现如今不愁吃穿，但并不比八九十年代生活贫苦时快乐。

司机开着车，不时聊着，很快就到了我要下车的路口。人一旦离开了家，思想的与在家时是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在家时感到的烦恼，离了家门，又想到家的种种好来。人最根本的牵挂，还是来自出生生活的家乡，有着血缘关系的家人。

上火车前，在一家以家乡县城名为招牌的饭店吃午饭，据了解，这家饭店是家乡县城人开的。老板匆忙炒了份韭菜炒鸡蛋，十五块，韭菜多鸡蛋少，有点咸，胃口也不好，随便扒拉了小半碗饭就弃在桌上。

火车准时驶来，站台上望着远远驶近的长长的钢铁游龙，随着刺啦啦地刹车，那滚动的铁轮缓缓地停下来，那个愈来接近的车头在光亮的铁轨道上滑行着，让我想起了海子。当碾压而来，是怎样的疼痛？死，是需要多大的勇气？

上了车，车厢里一望，让我吃一惊。一个个脸孔藏起来，直到今天都还戴着口罩，不尤人不惊。戴着口罩的面孔像极了面具的假人，释放出一种漠然冰冷的气息。不由得让我也学着戴起口罩来。

再一吃惊的是，坐满了人，座无虚席。我找到属于自己的座位坐下来，靠窗。接着上来一个人坐在旁边的位子。说我个子高，这个五十开外的男人比我还高。让俩个高个坐在一起，腿想伸直得小心翼翼。他又不正坐好，斜侧着身，背挨着。我说，这样热啊。心里不由生厌。

乘了两站，我感到在这样拥挤的空间很大的不适。头脑子嗡嗡地，晕乎乎地。我决定换硬卧去。

另加了一百多块钱，换来一个铺。乘这趟车记不得有多少次了，但买卧铺还是头一回。额外的花费，出门在外，常常是令人想不到的。

卧铺总要清静一些吧。

没过多会，上铺来了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他带着一男一女俩个孩子。年轻的爸爸将他们一个个抱上铺去，不停地说，闭上眼睛，睡觉，睡觉，听到没？又从架子上取下包，拿奶给孩子俩喝，一人一盒，插好吸管，递给他们。喝了奶，小女孩又叫着，我要屙尿。于是抱下来，穿鞋，再抱上去。一会啪嗒一声，小男孩玩的手机掉下来，坐在廊边的座位上的爸爸过来捡起，对孩子说，不要喧哗啊，眼睛闭着，不然把你卖掉。小女孩大声问爸爸，为什么不能喧哗？爸爸没有做声。大声会吵着别人啊，不知道这位爸爸为什么不回答孩子呢。

实在地有些吵闹。可我又不好说什么。并且以理解的心情，觉得这位年轻的爸爸带两个孩子乘车，也是辛苦的。

有时，明明是弱势，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还要表现出大度宽容。

火车向南奔驰，阳光尚好，斜躺在铺上，头有点晕，有点烫，让我有点担心。脑袋空空木木的，眼睛望着窗外。那不断向后倒退的宛如一堵绿色的墙。有时出现一条条的红线，是夹竹桃或什么开的花，在迅疾倒退中，像是一匹花格条布在无限的伸展。有时火车高出地面，空旷的，远远的房舍建筑，只露着它们的屋顶，像浮冰在大地上漂浮。

迷迷糊糊地懒懒地躺着，外面暮色降临。近傍晚七点钟了，这个时候正是家里吃晚饭的时候，而火车带着我来在一个叫向塘的地方了。火车在这里停了下来。耳朵里传来女人响亮的叫卖的声音，“香烟槟榔，充电宝”，“啤酒，饮料，方便面”。我想这些于我大多是多余的。不过，却成为在路上的人的消遣和需要。

也不知道夕阳是什么时候落去的，夜就来了。那个年轻的爸爸在忙着给他的俩个孩子冲奶粉，我问，女孩五岁，男孩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