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也许早把KTV忘了。那地方就像是二战后的底特律，你大概还以为那是青春的回忆吧。
假如你早上10点走进去,也许会发现一些秘密。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跑遍整个北京，连续进了十几家KTV，最后的事情全在下面了。
10点刚过，黄头发阿姨招呼她的朋友进来。那已经围了不少人，就像是从广场舞大部队上撤下来的。这是北京东城的一家KTV。一群精神尚好的老人，脸上有笑容，头发已经花白，但脚步还算稳健。
他们穿黑色的外套，里面套着颜色鲜艳的毛衣，年纪大一些的再套上一件羽绒背心。几乎每个人都提着一个袋子，有时髦的皮手袋，有塑料袋，更多的是买菜专用的绿色或蓝色的环保袋，装着各式水果、花生、瓜子等零食。
白天的KTV混合了多种风格：金碧辉煌的装修、后现代、闪烁的灯光、奔放的波西米亚风，还有气派的厕所，衬衫洁白、腰杆笔直的男士服务员。但也有菜市场的标志，关于子孙的各种闲话，儿女的婚姻，以及老年男人的保温杯。
假如你选择这个时间路过北京的KTV，你将被这种混合风格的特殊活力吸引：这里很少再看到年轻人，现在是老年人的主场。时不时有老人兴高采烈地从包厢里迈出腿来，一半是叫服务员，一半是上厕所。
“再上壶白开水！”有个老人从一间房里探出头，大喊。
10个包厢里，8个满满当当，有的紧挨着，坐在沙发上听别人唱，高潮处跟着一起唱；有的站在房间中间，靠在小吧台上，主唱者抬头挺胸，旁边人手舞足蹈“伴舞”；有的站在门口举着手机，拍照或录像。茶几上，堆满了用塑料袋装着的水果、啤酒，摆得没有一处空隙。
在北京，数百家KTV经历着同样的热闹。
麦克风后面主人的更换，对我来讲，就像是朝代的更替。这里很难再听到周杰伦、陈奕迅、BEYOND、鲍勃·迪伦和各种疯狂的摇滚，也看不到男男女女摇来摇去的身体、灯光之下迷离的眼神、醉酒之后激荡的荷尔蒙，以及男人扒在女人耳朵边悄悄说话，和情感受挫宣泄的眼泪。
这个时间也消失了许多罪恶。那些曾经时常登上新闻的，是站在土豪老板面前一排排的陪酒女郎，还有私下的暧昧交易、不老实的手脚和群魔乱舞。那曾是它的一些标签。替换的是类似在地坛公园能看到的那种节奏缓慢的广场舞，还有《我的祖国》、《女儿情》、《映山红》，以及苏联民歌喀秋莎。
现在的KTV是由这样一些画面构成的。那是不同年代的叠加，不同的生活理想的冲突。它并不显得死气沉沉，反而充满了一些奇特的情调。
“被我们老年人占领了嘛！”一个从不上网的老人冲我说。他看到的是一个热气腾腾的时代。
2
“就像进了敌占区。”28岁的张啸天（化名）感到震惊。他是喜欢玩的，没事叫上一批哥们，跑到北三环的一家KTV，唱歌、喝酒、大声聊天。那地方，阔气，符合他的身份。
最近的一次，他跟哥们儿在KTV喝酒，门缝里传来响亮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彼此说话都听不见。打开门一看，对门一屋子老太太老大爷，门大敞着，正在屋里手舞足蹈，忘我歌唱。旁边同样敞着门，传出更加响亮的《小白杨》。张啸天误以为自己进了养老院。
老人唱K有几大特点：第一，不喜欢关门。老人们受不了闭塞的环境，需要空气保持流通；第二，从不消费，一切自带。KTV禁止外带，但因为是老人，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第三，酷爱拍照。包厢的四角总是站着拍照的老人，拍一堆照片，再发个九宫格朋友圈，是每次唱K的必要仪式。
在KTV的选择上，也分档次。“这个地方，太低了，”一位衣着时髦的大叔指着自己所在的人均30元一天的KTV评价，“世贸天阶那些地段的KTV，消费就稍微高端一点。再往上就是会所，去一次怎么也得千把块吧？但是呢，我得跟着老同学走。”
年代感强的量贩式KTV是最受欢迎的。
但也不是价钱越低越好，经济条件充裕一些的老人，会综合比较，选择音效更好，装饰更豪华的场所，他们通常烫了发，手里提着的袋子是皮包而不是环保袋，喜欢跟KTV里金碧辉煌的墙面合影。即使在工体、三里屯这种较为年轻化的地方，也不乏他们的身影。
KTV行业正经历它的艰难时期：消费升级，娱乐方式细分和丰富，年轻人试图寻找新的时尚，以区别那些老掉牙的娱乐，曾名噪一时的钱柜为代表的一批KTV被逐渐淘汰，逃过死劫的KTV因此将目光对准了老人。
在全国各地，这种变化都在发生。最冷清的时间，KTV的价格降到“不敢相信”的地步：从12点到18点的下午场，一个容纳4-5个人的小包基本在100元以内，装修一般的会低到50以下，甚至有的地方30元就能唱6个小时，人均费用不过一趟地铁钱。
宋波是服务生。他这几年辗转了北京每个城区的KTV，见到的是相同的衰败和求生——到KTV消费的顾客越来越少，生意只有在周末还过得去，他曾经待过的KTV里有两家都倒闭了。
在宋波看来，吸引老年人娱乐是KTV没有选择的选择。虽然每天都会听到无数遍《映山红》，但他觉得“总比没人好”，证明这家KTV还有活下去的希望。
“我们主要看重中午管的这顿饭，”一位老人直言，每人摊二三十，可以玩一整天，还有饭吃。一家KTV工作人员这样描述他们对这顿饭的热情：“以前中饭是自助餐，有些老年人连队都不排，上来就抢，一盘整个端走，连夹子都不用。所以现在我们就按人头送到房间里。”
最开始的组织者是那些文艺积极分子。他们是骨干，比如小区合唱团队长康健（化名）。康健退休前一直在小学当老师，爱唱歌跳舞，学校每次节日文艺汇演都有她的身影。退休后，她邀小区的大妈们组织了一个合唱团，每天晚上七八点在小区花园里练歌，她掏钱买了音箱磁带，偶尔他们会去参加社区演出。
到KTV唱歌也是康健体验过后发起的。
一个月有那么几次，他们凑钱去KTV玩一天。天气冷了之后，合唱团的活动就基本转移到室内的KTV了。微信群里一吆喝，想去的报名，结束后费用平摊。康健的团队讲究专业，每首歌讲究气韵、高低音、唱法，唱得不完美的地方，同伴们会互相纠正。
爱唱歌的老人每周会去两三次，他们唱通俗、美声，还有京剧， KTV是他们的练歌房。孟颖（化名）退休后加入了老年合唱团，她嗓子唱美声正合适，闲暇时，她喜欢约上以前的同事上KTV，一是朋友聚一聚，二是练练嗓子。这就是走进新时代的KTV。
3
小美感到独孤。她是KTV里最活跃的那类人，俗称“麦霸”。会唱近千首歌，“光男女对唱我就会40多首，”她骄傲地仰仰头，指一指站在包厢中央高歌的男同学，“这些男的不行，会唱的歌太少了。”等男同学唱完，唤她一起唱下一首，她立马高兴地接过话筒，走到“舞台”中央开始起范儿了。
小美自打生下来就被叫做小美，现在58岁了，身边的人还是叫她小美。她长得确实美，有一张好看的瓜子脸，出门前会细致地化好妆、涂上口红，爱穿红色的花衣服，一根白发也没有，看起来十分年轻，时常收到歌友里男性朋友的吃饭邀请。
小美退休十年了，刚开始那一两年，她的生活还没有像现在这样有活力。那时候她还不到50岁，儿子已经参加工作，孙子还没出生，自己身体健康，为工作家庭忙碌了几十年，一直活得小心翼翼，突然松弛下来，反而不知道该干点什么了。
“以前人与人之间猜忌、斗心眼，或者互相嫉妒。”她回想起来，年岁小的时候反而过得不轻松。
“我年轻时喜欢在网上写日记，好几万字，回头一看，全是家里的事。”她觉得不能那么活着，“写什么有意义呢？写了都是烦恼。”
家庭优越、无事可做的小美想“找点高雅的事干”，绣了一段时间十字绣，学了三年画画，跟社区的老伙伴跳了几年舞，后来跳不动了，又被朋友拉到唱K群。
这时，她那已经老去的热情被点燃了。除了每周到KTV唱歌以外，她儿子还在手机上给她下了K歌软件，没事的时候她便打开录歌，玩了一年已经录了714首，平均每天录2首。“最多的一天学了六首新歌，脑子都僵了，第二天起来就不会唱了哈哈，”她骄傲地谈起自己的光辉战绩，一首首点开给我们看，每一首下面都有歌友点赞送花。
唱歌这件事，为许多像小美这样的老人提供了消磨孤独时光的出口。宋姨也是其中一个。
宋姨50出头了，在北二环的胡同里开一家小卖部，卖生活用品卖了几十年。如今女儿出嫁，儿子也工作多年，她跟老伴儿两个守着小卖店赚点零花钱，她守上午，老伴儿守下午。
一次家庭聚会，孩子带着他们去KTV，宋姨刚开始不好意思开口，结果一开口，他就收不住了，连着唱了好几首。事后儿子给宋姨办了一张会员卡，没事的时候，她就约着跳广场舞的同伴，从家里带上水果和零食，去KTV玩上一下午。
“我们那个年代的都有，还能坐着聊天，还有空调，”宋姨觉得很满意，尤其是知道了五六个人唱一下午才50块钱的时候。
要去唱歌，宋姨在头一天就会开始高兴，晚上洗衣服的时候忍不住哼着，早起给孩子做早饭的时候，脑子里一直盘算今天要唱哪几首。
对每一位老人来说，“去KTV”都是一场值得重视的盛事。因为即便是热情又积极的小美，多数时候的生活还是忙碌而单一的，子女是他们忙碌的轴心，无聊是生活的主色调，他们不能接受这种无聊。
4
老人们都各有各的烦恼。“其实我们天天都想玩，但也不行，下一代我们还得管，不管怎么成？”小美说，有了孙子后，她的时间几乎没有了，小孩8个月大，平日里都是她带，很少有时间抽出手来。“画画也不敢学了，一礼拜就能唱一回。”小美手一摊，挺无奈。
一个星期三的上午，小美又溜出来跟老同学唱K，那是磁器口附近的一家KTV。“其实我今天歇病假，我说有点头晕，”她挤眉弄眼地给同伴说，“亲家说那你歇着吧，今天我们带孩子，我没敢让他们知道我唱歌来了。”
“我今天不能发朋友圈，怕被看见了。”她像模像样地扶一扶头，“其实我头还有点晕。”
对于宋姨来讲，最大的烦恼也是孩子。儿子28岁了，在互联网公司上班，上一次带女朋友回家，宋姨已经记不得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为了这事儿，她没少着急。看着邻居都抱上大孙子了，她又嫉妒又生气，每次儿子回家来住几天，都唠叨这个事。
前段时间，宋姨托朋友给儿子介绍了一个对象，好说歹说劝儿子见见，结果最终还是面都不愿意见，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宋姨因为这事跟儿子大吵一架，儿子没吃饭就走了，她气得晚上睡不着觉。
这时她想到了KTV。心情不好的时候，她尤其喜欢KTV唱歌。她有一个微信群，里面都是爱唱歌的朋友，平时有人约的时候，她会度量一下手头的活多不多，假如心情不好，她不管多忙都要去。
“人家姑娘条件挺好的，小学老师，稳定，也是北京人。”宋姨跟歌友们聊起这个事儿，气不打一处来。
“按我说，我们老年人，吃吃喝喝，少管闲事！”沙发另一头的大爷高声发表意见。
在KTV里，很多心里盛满苦水的老人：跟子女不和、为子女的巨额贷款发愁、身体越来越糟。在一个包间里的老人，有心脏不好的，得了癌症的，还有抑郁症的。
但他们拿起话筒，唱的又总是澎湃的歌。
老李不愿意过多地聊起自己的过往。他乐于跟人讲述自己现在充实的生活节奏：周一三五下午打乒乓球，周一晚上上声乐课，周三上午学画画，周二周四修养身体，周末陪家人、去医院看病。天气好的时候，有时也出去骑自行车、钓鱼、打台球。
“他们老爱拉我来KTV，我不爱来这。我每周上声乐课，那儿是专业的。”老李说。
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身体很不好，手术动了几次，频繁住院，他为此消极过，患上抑郁症，心里烦。后来为了调理身体，他逼迫自己参加运动，玩各种球类。朋友们怕他自己待着无聊乱想，出来唱歌总拉着他，他嘴上说不情愿，唱歌却还是很积极，特意花钱报了班学专业的声乐知识。
“老李，你快把你给你媳妇画的画拿出来看一下！画得可好了！”老葛爱逗他，老李装没听见。
5
“我是请假来唱歌的，一天损失好几千呢！”老葛跟其他老人不同，虽然已经66岁了，但他还坚持在工作。他身体微胖，穿的是偏商务的外套和裤子，不同其他老人常穿的棉衣布裤，说话也时髦一些。
老葛和老李有时会聚在一起唱歌。他和老李是初中同学，毕业后一起分配到厂里工作，之后葛大叔下海经商，上了年纪后被外企聘回任行政主管，至今仍在工作岗位上。
老葛是个重感情的人，早年为了让同学们“聚在一起叙叙旧、聊聊天”，总主动请大家吃饭，“在我们单位那饭店里，一吃就是好几千，”老葛的语气里还能听出一些心疼，后来有同学挖掘了KTV这个地方，十几个人才花一两百块钱，渐渐成了聚会的固定地点，有时一个月聚一次，有时只间隔一星期。老葛请假也要参加。
老人们不喜欢跟年轻人玩，怕子女嫌弃他们。在年轻人面前，他们羞于开口展示，只有在朋友们面前，才能无所顾忌地表达自我，得到久违的赞赏和安慰。
“跟朋友聚在一起就开心，这是KTV让我们最开心的地方。”这几乎是老人们的共识。
有的老人并不爱好唱歌，甚至可以说是五音不全。但只要朋友一约，他们总愿意跟着出来聚聚。陈美丽（化名）便是这一类不唱歌的“歌友”。陈美丽性格内向，人多时候说话不自觉就变得小声，跟朋友一起到KTV，她总喜欢坐在角落里，朋友每唱完一曲，她就开心地站起来鼓掌。
一年多以前，陈美丽的父亲刚刚去世，母亲已经去世好几年了。过去几十年，陈美丽与丈夫一直同父母住在西二环的一所房子里，房子是父母名下的。父亲去世后没几天，丧事还没有办完，陈美丽的兄弟姐妹便来堵门，让他们把房子卖了，钱平分给几姊妹。
那是近十年来陈美丽最忧愁的一段日子，每天为房子的事争吵，一回到家就要面对大堆亲戚的责问。只有跟朋友逃到KTV去，她才有片刻的轻松和欢乐。
“不敢想，50年。”葛大叔回想起他认识老李的时间，回忆起与同学们共同度过的岁月，“当年我们在厂里，白天累，晚上就上山头大石头上唱歌，男女分开唱着，矿工戴着灯帽，我们穿着背带裤，一个月挣16块钱，那时候的心情跟现在的心情，真是想都不敢想。”
老葛感慨完，低下头问一名女同学，“是吧四姐？当年我追你你都看不上我，没想到现在我们还能在一起唱歌，哈哈哈。”穿红衣服的四姐不好意思地笑着，不说话。其他人听了，都哈哈哈地跟着笑。
下午六点，K歌时间结束了，唱完最后一首歌，他们把东西收拾回袋子里，站在一起拍了一张合照。像初中放学后走出教室，他们要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岗位中，煮饭、带娃、看病。
小美跑上去挽老李的手臂，“我可以挽你吗？”她睁着大眼睛问。
“当然了，今天你就是我女朋友。”老李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