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曾经就是一个职场愣头青，骂过皇帝、得罪同僚、被同事排挤。
可在46岁那年，他突然开窍了，天可怜，中国大地多一个职场精英，半个圣人。
1840年，北京。
一个29岁的湖南青年走进翰林院，踌躇满志。
他是同进士出身，被道光帝破格录入翰林院庶吉士，这是清朝开国以来少有的殊荣。
他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国藩，取“国之屏藩”之意。
可没多久，他就发现不对劲。
就是京城里到处都人才。他算老几？
那些同僚们，个个学问深厚、谈吐不凡，和他老家那些读书人完全不一样。
他给家里写信说：“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
意思是，京城这地方，你不去找高人也就罢了，越找越多。
于是，他开始自卑了，极度自卑的那种。
更糟的是，他发现自己身上全是毛病——心浮气躁、待人傲慢、动不动就发脾气，还贪恋女色。
刚到京城那会儿，他每天花大量时间吃喝玩乐，下棋听戏，甚至跑到街口去看行刑。
30岁那年，他做了一个决定：学做圣人。
可谁能想到，这个立志做圣人的人，接下来十几年把自己活成了官场上的“万人嫌”——骂皇帝、得罪同僚、被地方官集体排挤，最后被赶回老家。
这个人叫曾国藩。
他是怎么从一个“愣头青”，变成后世推崇的“古今完人”的？
01
在“愣头青”时代，他得罪了所有人。
咸丰皇帝刚上台那年，下诏让百官提意见。
愣头青曾国藩激动了，哈哈，老爷我终于有机会了！
他洋洋洒洒写了一道奏折，叫《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
翻译过来就是：“皇上，我给你指出你性格当中有三个致命的缺点。”
大愣头青！
这还不算完。
他又给皇帝上了一道折子，说满朝文武没有人才，所有的高级大臣都不对皇帝负责，没人指出朝政存在哪些严重的问题。
结果呢？
皇帝虽然表面上夸了他几句，心里老大不高兴。
朝中那些大臣更是恨得牙痒痒——你曾国藩什么意思？
就你是忠臣，我们都是奸臣？我们诅咒你全家都是奸臣！
得罪完领导、得罪同僚，他回湖南办团练，还没有忘掉又把地方官全得罪了。
咸丰三年，他跑到长沙，绕过地方官员，直接成立了一个“审案局”。
四个月时间，把湖南的治安搞得井井有条。
可这一下捅了马蜂窝。
地方官们气疯了：你四个月办的事，比我们十几年干的成绩还多？我们的面子往哪儿搁？你这么踩我们往上爬，合适吗？
在中国官场不带这玩的。
于是，湖南所有官员抱团欺负他。
他要钱没钱，要人没人，湘军创建处处受阻。
后来好不容易把湘军拉起来，开到江西打仗，江西的官员也抱团排挤他。
从咸丰上台到咸丰七年，曾国藩在官场上是“中央到地方，人人喊打”。与过街老鼠地位一样一样的。
02
咸丰七年，他父亲去世了。
按规矩，他得回家守孝三年。可咸丰皇帝干脆顺水推舟——不用回来了，在家待着吧。
他被罢免了兵权。
那一年，曾国藩46岁。失眠症发作，整宿整宿睡不着觉，精神上痛苦至极。
他把自己关在家里，一遍一遍地读书。
有个叫曹静初的中医来给他看病，把完脉说了一句：“岐黄之术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
意思就是，你的病不在身上，在心里。吃中药没用，得读《道德经》。第一次听说看病要读道德经的，关键是曾国藩还真信了。
他开始读《道德经》。
读着读着，终于想明白了。
为什么所有人都排挤他？湘军体制不合规矩是一方面，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他自己的性格。
他从青年时代就要学做圣人，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也确实忠心耿耿。可问题是，他把自己当圣人，自然看别人都是小人。
和人相处，总带着一股居高临下的道德优越感。
办事手段也简单粗暴，动不动就“我是副部级，我命令你某年某月把东西给我，不给就参你一本”。
这种作风，和官场的潜规则完全格格不入。结果更重要的是人家不买账。
他在日记里写下了一句自我总结：“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翻译成白话：我以前太刚了，总觉得自己对、别人错。现在才明白，自己啥也不是，凡事都能看出别人有几分道理。
这一年，他完成了一次精神上的“格式化”。他圣洁起来就换了一个人。
03
咸丰八年，他再次出山。他像换了一个人
再战！
所有人都惊呆了——这还是当年那个曾国藩吗？
以前见到人爱答不理，现在见谁都主动打招呼，客客气气请教问题，请对方多提意见。
以前处理事情简单粗暴，现在每到一个地方，先拜访当地官员；每收到一封信，必定回复。
以前觉得自己道德高尚、谁都不如自己，现在逢人就夸别人有本事。
一句话：和气了、谦虚了、周到了。
这种变化立竿见影。各级官员纷纷给他提供资源，要钱给钱，要人给人，湘军如鱼得水，很快平定太平天国。
他自己后来总结这段转变，说：要想办成事，就要适度地妥协和退让。但他也特别注意把握分寸，终其一生，守住了一条底线——内心很多原则从来没有动摇过，只是做事的方法变了。
这叫“外圆内方”。
04
举个例子，经济上他学会了给人送钱。
在清朝官场，办事需要打点，这是潜规则。
他也送，但不把任何一文公款用于个人消费。他骨子里是个清官，但外表学会了“浊”。
曾国藩给自己定过一条规矩：30岁以后，“以做官发财为耻，以官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耻”。他自己解释了，什么是“外圆内方”？
1849年，他已经做到二品大员，仍然坚持“除廉俸外不取一钱”。
可同时，他给下属送钱送礼，从不吝啬。
他在日记里写，没有一天不社交的，谁家有急事，他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于是在北京的老乡圈里，他的名望越来越高，最后大家推举他为湖南京官代表。
张宏杰评价说，现在流行的“利他就是利己”，曾国藩200年前就悟到了。
再比如，他对下属的态度也变了。
以前动不动摆谱，后来改为动不动就推心置腹。
他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
带兵打仗，不玩权术压制，而是真心对人好。
结果呢？
湘军上下紧密团结，被称为“湘系文武错落半天下”：文武百官，有一半是从曾国藩门下出去的。
05
曾国藩这种转变，不是靠运气，是靠自律。
29岁那年，他立下“学做圣人”的志向。从那时候起，他给自己定了12条日课，每天坚持：
静坐一小时；
读书不二，一本没读完不换下一本；
每天写日记，用圣贤的标准反思前一天的行为；
夜不出门；他每天写日记，写了整整30年。
晚年带兵打仗，白天打仗，晚上还在灯下读书写日记。
有一次他在日记里痛骂自己好色，原因是去朋友家看到人家的小妾长得漂亮，多看了几眼。他骂自己“直不是人，耻心丧尽”。
有一次他和同乡打架，回家后越想越后悔，写日记公开道歉。
这种自我批判，不是做给别人看的，是真的把自己往死里逼。
他教育儿子说，士人读书的精髓不仅在于有志气和见识，还要有恒心。交朋友要谨慎，要找能够指正自己缺点的诤友。
这些道理，他自己先做到了。
06
曾国藩还有一个标签——笨。
他考秀才考了七次才中。
但每一次失败，他都总结经验。
他把模范试卷拿出来反复对比，逐字逐句琢磨，终于悟出了写文章的门道。
他说自己打仗也笨——湘军的战术是“结硬寨，打呆仗”。
每天行军三十里，剩下的时间全用来修防御工事。
到了地方，先挖沟筑墙，把自己包成铁桶，再慢慢耗敌人。
这种打法，看起来很笨，但最后耗死了太平军。
他总结：“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
放到人际关系上，他也是笨办法。
和人相处，不玩心眼，不耍小聪明。
他信的是一条：真诚待人，推己及人。
他在家信里教育弟弟们，在交朋友方面更应该谨慎，“不能追求互相标榜虚名，而是要寻找能够指正自己缺点的诤友”。
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京城那帮大佬——唐鉴、倭仁，都是他的诤友。唐鉴建议他精读《朱子全书》，倭仁让他记日记自省。他听得进去，照做不误。
07
1866年，55岁的曾国藩筹建江南制造总局，开启洋务运动。
1871年，61岁的他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派出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
他61岁去世。死前还在操心国家大事。
他一生写下1500封家书，把修身齐家的道理教给子孙。据说曾家十代出了200个人才，覆盖数学家、艺术家、教育家，没有出过一个败家子。
这大概是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宝贵的东西——不只是打了胜仗，建了工厂，而是教出了一代人，又教出了一代人。
……
从“愣头青”到“完人”，曾国藩只做对了一件事：他学会了变，又守住了不变。
变的，是处事的方式、待人的态度、说话的技巧。
不变的，是内心的操守、做人的底线、对自己的要求。
张宏杰研究曾国藩二十多年，得出的结论是：曾国藩是真正后天历练成的处世高手。他知世俗而不圆滑，通人情却不功利。
他46岁那年读《道德经》，读出了一句话：太刚则折，太柔则废。刚柔并济，外圆内方，才是长久之道。
这句话，放到如今职场，依然管用。
是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