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去、都给我出去，给你们说得清清楚楚，谁欠你们钱，你找谁去，别在这里影响我们办公。”
“影响你们办公？我们辛辛苦苦干了大半年，一分钱没拿到；你们倒好，干活的时候求着我们、靠着我们；哦，现在工程干完了，就一脚把我们踢开，还来个影响你们办公？啊！这说得过去吗？这说得过去吗！”
“你把问题搞清楚再说话，谁找你们过来的？谁求着你们干活？现在老子们在这里开会，你几个闯进来要钱，你看我们哪个可以给你钱——赶紧出去，莫影响我们开会！”
“我们不管，我们是在你九局的工地上干的活，现在活干完了，钱没拿到，劳务公司的人连个鬼影都看不到，不找你们找谁？”
“好话歹话都给你说尽了，你还在这儿闹事，你愿意在这站着就站着呗”，老师傅说完后便瘫坐在了椅子上，一副不再理会的样子。
带头讨薪的工人盯着老师傅的二郎腿来了气：“今天你让我们没饭吃，那我也让你们没饭吃！”，话刚落地，原本在会议室外观望的工人便蜂拥着挤了进来。
……
“不信是吧，那老子今天就在这儿拷（敲）死你”，老师傅一边叫喊着，一边声势浩大地起身抓起了会议桌上的烟灰缸，朝着挡在投影屏前的工人冲了过去。
“来、来、来，往这儿打，今天我就是被抬着出去，你们也得把钱给了”，讨薪的工人也是个犟种，俯身向前一步，指着自己低着的脑袋说道。
在老师傅抡手的瞬间，会议室里的两拨人自然是将各自的出头鸟都拉住了，双方互喷了几句垃圾话后，场面便借着劝架消散了。
等我们将老师傅拉回办公室后，看得一阵火热的我，便天真地给经验老到的师傅降温道：“师傅，别生气、别生气，先消消火。”
但此时师傅却没有了在会议室里的嚣张，转而一脸平静地说：“我当然没有生气了，对付这种要钱的人，就是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不然收不了场。”
这收放自如的情绪——不给他颁个奥斯卡都说不过去啊！倒是把我给带入了，我就此才明白了在新员工座谈会上，项目经理给我们说的话：“你们部门的张总，是个经验丰富的人，你们要向他多学习。”
等到晚上值班时，正喝着老师傅茶叶的我刚打开电影，一个工人便推开了我们办公室的门，开口就问道：“管理工人工资的部门或领导在哪里？是这里吗？”
这不是中午讨薪的那个工人吗，他对当时混在人堆里的我俩铁定没什么印象，但站在同是天涯打工人的立场，我们两个小年轻还是礼貌地回答道：“我们这个单位不负责你们的薪资，没有管理你们薪资的部门或领导，你讨薪的话，得去对面劳务单位的办公室。”
可他都找了一整天，没人搭理他，他才在大晚上敲开这个犄角旮旯里的办公室，见着有人客气了，便向我俩倾诉着他在这个工地要不到工费的境遇。
同事方达也是个入世未深的小伙，一边听着一边给他指点着：找他的工头、按照签的合同请个律师来帮忙之类的，每条建议都是那么地理想主义或不切实际。工人当然没有理会方达的建议，自当是终于有坐办公室的人愿意管这事了，依旧自顾自地述说着。
我本不想打断他，但更不想他在我俩身上浪费时间，便学着中午时师傅的口吻，不近人情地说了一句：“我们这里解决不了，谁欠你钱你找谁去。”
这话确实有些决绝了，他听后便来了劲儿，说我们都是一丘之貉、沆瀣一气、侵吞他们农民工血汗钱之类的，末了又突然质问一句：“你俩怎么还不给我解决工资问题？”
这属实让我哭笑不得，他似乎觉得只要自己娓娓道来、先礼后兵，就能让两个不相干的小职工马上给他解决一样。
我虽能理解他的无奈，但却是束手无策，且不说雇佣关系的层层外包，就连我所在的这个安全部，也和农民工的工资没半点关系啊，我俩总不能拿自己的工资结给他当工费吧？
听他后面说得愈发难听了，我便推搡着想将他赶出办公室。那个工人虽然瘦小，但毕竟是卖苦力的人，肌肉都长在骨头里，我自然没能如愿。终究是他自己清醒过来：两个学生兵并不能解决他的问题，这才悻悻离去。
其实讨薪的工人也并非他一个，但不是所有人都像他这么克制。几天后另一个气不过的工人，用一根钢管将劳务公司的办公室砸了个稀巴烂，只剩下坐在办公桌后的包工头没有挨打，其余沙发、茶几、文件柜什么的，都被打得支离破碎。
寻常物件还好，可惜还有一台日产的打印机，也被他敲得七零八落，那工人也因此被逮去拘留了几日——他这份不伤人的理智，最终还是倒在了一台昂贵的打印机面前。
当天值班的实习生，向我描述那个场景时眉飞色舞，说那个包工头在面对着疯狂打砸的工人时，竟还能气定神闲地坐在办公椅上喝茶、一脸淡定。这个小实习生啊，似乎对这个欠债包工头“临危不惧”的精神还有所佩服？
后来当我值班时，又一个工人来到办公区讨薪，还骂骂咧咧地说着要去爬塔吊。我听得十分害怕，着急忙慌地跑回了办公室给几个老师傅汇报。虽说他的工资不归我管，但场内的安全生产，总归还是我们安全部的职责。
但老师傅们听后，依旧气定神闲地坐在办公桌前，说了一句大惊小怪后便各忙各的了。
终究是一个老师傅看不下去我的焦躁，呷了一口茶水后，才问了我几个必定是肯定答案的问题：那人有没有做三级教育？我们的塔吊有没有围栏保护？围栏有没有上锁？我们有没有专人管理？
我是没必要去回答这几个问题，老师傅紧接着说：“等他爬上塔吊，我们马上报警就行，是他自己要找死，到时候跳下来都不关我们的事了。”
我细细琢磨老师傅的解释后恍然大悟，但凡是以此相威胁的人，自然是不会真的愿意往下跳，他们只是想尽可能地扩大事态来讨回自己的血汗钱而已；就算是万一之中意气用事了，那他这个行为所牵连的责任，都在管理方的各种程序化预防下被淡化了，到时候该支付的支付，该赔偿的赔偿，相关责任方自罚三杯，仅此而已。
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寻常人自然是不会付诸行动的。所以从业以来，我虽然见到过许多类似的案例，但真正爬上高处的人，少之又少，更不用说一跃而下的人了。
极端的讨薪方式工人们大抵是不会做的，大多数工人往往采用贴身式的方法讨薪，若是寥寥数人的话效果不大，老赖们只当是身上多了几片膏药而已。
但人多力量大啊，所以每当遇到集体欠薪事件时，工人们就会团结起来，将贴身讨薪的方法集中化、扩大化，宗旨就是尽可能大地阻碍整个项目的正常运行，逼迫各级单位不得不给他们解决薪资问题。
我后来遇到的集体讨薪事件，什么用工程机械堵住项目部大门，给工地和办公区断水断电，占领办公室的大小会议室等等方法，层出不穷；讨薪工人还将办公区的各种旗帜割断，将公司的CI标识拆解破坏，踩在地上，以宣泄对于我们这种所谓的世界五百强企业的不满和唾弃。
而这样的方式对于我这种基层员工来说，实在是巴不得的事，毕竟能偷得几天休息，我甚至还想问问占领着会议室的各位叔叔们：需不需要我帮你们送饭？
有时对于某些利益方来说，这种事也不见得就是坏事，甚至有些集体讨薪事件，就是他们撺掇的。毕竟干工程的大都是垫资施工，上游截流、下游就没水，劳务单位借此督促结算工程款的做法暂且不论，就譬如我们，有段时间商品混凝土市场价高涨，但业主结算时却没按合同要求进行调价，我们也借着这个由头停工了一段时间，以此逼迫甲方打款。都是些利来利往的事，至于工期什么的，该急的人会急。
所以这类集体讨薪的事，顶多持续个两三周就归于正常了，那或许是因为工人们自己熬不住了，又或许是由于上面领导的疏通而解决了，反正对于我这种基层小职工来说，该做事做事，没事就理直气壮地摸鱼。
无论是堵门封路、断水断电，还是爬塔吊、攀高楼，在执法部门的说法中都被称为“恶意讨薪”。爬楼未果会被公安机关拘留，但堵门封路往往能安然无恙，为啥呢？情理之中、法不责众呗。欠薪的有错在先，什么履约精神、部门调解、法院判决都没有立刻还钱来得直截了当。
所以面对堵门断电，没有影响公共交通或其他居民正常生活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往往也是无计可施，他们被开发业主或施工单位找来时，顶多也只能做一些协调劝导的工作，毕竟总不能将讨薪的工人都逮了去吧，矛盾都是此消彼长的事，演变成了维稳事件时，那才是全员恶人了。
我其实很不喜欢“恶意讨薪”这个极具立场色彩的说法，但要说“劳动碰瓷”的，也不是没有。
在初初见识劳资纠纷后不久，我负责了一个班组的进场工作，在完成安全教育工作后，便将他们的身份证交给老师傅复印，因为他有一台小型打印机，也省得我去二楼的资料室排队。
但随着一张张身份证的复印，老师傅的眉头也越发紧锁，还没等复印完成，师傅便自顾自地先将那一沓身份证看完了，然后问我这个班组现在在哪儿，进场流程做到什么程度了。没等我一一回答，师傅就说道：“不要了，这个班组不要了。”
显然我的答案并不重要，只是他这突如其来的决定让我不明所以。
随后老师傅便找来了对接的工头：“这个班组你怎么找的？有没有了解过他们的底细？”
“他们看这边在挖土动工，自己就找上门了，这不工地上正好缺人嘛！”
老师傅把那一沓身份证递给工头：“你跟着我们九局也干了这么久了，很多事情你又不是没见过，到时候又闹起事来，我看你怎么收场。”
劳务的安全岗位没有我们这么专精，只当是工人欠缺的时候来者不拒，但工头在看完他们的身份证后，也谨慎起来：“要不等我去摸摸他们的底细。”
两人几轮沟通下来，老师傅最终还是回绝了，让他另外找人，毕竟工程进度可不关我们部门的事。
他们三言两语倒是聊清楚了，留下我在那里一头雾水，趁着身份证还没还回去，我也拿起几张比对起来：西南某地区同村的海族人而已？
我的疑惑在下班前得到了解答，老师傅同我聊起，公司原来在这方面吃过亏，也是一整个同村的海族人班组，进场后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霸占着宿舍窝工不说，还常常打架闹事，最后将几天的工时谎称为月余，讨要工钱。
海族人生性剽悍，又没有什么完善的佐证材料，所以事态扩大化后，总归是项目部贴钱消灾，而他们又继续转战下一个工地。所以后来再遇到类似的情况时，业内基本都拒绝这样的班组进场了。
虽说没有亲眼见到过类似事情的发生，但能在入场阶段就筛掉的隐患，得是在老师傅们的心里留下多大的阴影。而在其他用工行业中，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信誉评级，处于信誉底层的群体，往往都有大同小异的龌龊先例。
至于如何面对正常讨薪的工人，我同样不知所措。周末值班的我突然接到保安报告，几名工人闯进办公区，横冲直撞地穿梭在办公区找人，听罢我便只身找了过去。
找到后我客气地向他们问道：“你们在找谁？有事的话先在保安亭登记一下。”
“找九局的项目经理！”，领头的像扔石头一样将回答抛出。
显然他们连项目经理姓什么都不知道，但我也是蠢萌，下意识回道：“可这边是业主的办公室，而且你找项目经理总得有个事由吧？”
原本是无头苍蝇的他们听了，觉着有机可乘，马上拉低了态度，说他们是被欠薪的工人，想找我们的项目经理了解一下情况。
我如实回复道：“你们的薪资归劳务公司管，况且现在是周末，领导们都不在，你现在找也没用。”
其中一人听后立马嘟囔道：“劳务那帮龟孙，早就找过了，他们~”，话刚说一半，就被领头人讳莫如深地抬手打断了。
领头的继续客气地说道：“是这样的，我们就想去问问你们项目经理，这个工程款有没有结算给劳务，我们好了解我们的工资发放流程走到哪儿了，你只需要给我们说说你们项目经理在哪儿，或者他的办公室在哪儿，我们问一问就走了。”
我依旧同他们说着领导周末不在，等工作日再来之类的话，末尾还补了句：“你们总在这里站着也不是个事儿，既耽误事还浪费自己的时间。”
这话他们倒是听明白了，马上恭敬地说道：“我们不会闹事的，就问一问、问一问，小哥你就给我们说一下你们项目经理的办公室在哪儿就行了，我们问完马上就走，马上走！”
我虽察觉到一丝异样，但几番拉扯下，我真就以为他们只是想了解下办公室的位置而已，便指着中间那栋办公楼二层的领导办公室说道：“都跟你们说了今天周末领导不在，你们下次来那间办公室找吧。”
可我话还没说完，为首的几人立马势大力沉的，一把将我从过道中间薅开，然后一个个怒气冲天地撸起袖子，向我指的那间办公室冲去。
我心中大骇，这是要干架的阵势啊！立马追了上去，但他们还是先一步打开了领导办公室的门，留我怔立在门外。
那一瞬间，我在心里思索着，我虽然有百分之九十九的自信，今天领导不在办公室，但我属实不敢赌那剩下的百分之一，若是领导真的挨打了，那我算是什么成分？到时候我是在门外听着领导挨打的惨叫声呢，还是进去陪着领导一起挨打？
所幸他们一群人见办公室没人，又乌泱泱地挤了出来。
我站在门口，平复了一下心情对他们说道：“都跟你们说了，今天领导不在办公室，你们还不信，你们现在可以回去了吧。”
不等我说完，那群工人中一个瘦小精干的三号位，举起右手食指，形态怪异地指着我的脑袋，用他那嚼着槟榔的口腔吐出了几个字：“我们不出去又怎样，你个叼毛！”
我顿时又楞在了原地，一脸疑惑、不知所措。
我并非是个大度的人，面对他人的刁难我往往有仇必报，但看在他们人多，我只得忍住了，又忍住了他们后面蹦出的第二个“叼毛”单词。为首的也不再客气，说着一些讨债的强硬话语。
见他们没有履行回去的承诺，我同他们叮嘱几句后便独自走开了，留下没了对接人的他们，而他们在办公区再找不到另一个泄愤口，待了一阵也只得离开。
那是我在当地第一次被人骂做“叼毛”，心中除却两分的气愤，更多的是无奈。
我虽然为他们感到不平，也深知两方存在矛盾关系，但一个年轻的小职员而已，他们对我还不至于到苦大仇深、出口成章的地步吧。换句通俗的话来讲：又不是我欠你们钱。但他们依旧用对付欠债人的方式对付我，这不免让人寒心。而他们撸起袖管和“出口成章”的这两个动作，我始终想不出是为了什么、能起什么作用。
从那以后，我常常咀嚼这个简单的场景，反复推演自己的举动，设想会发生的情况，预料会产生的结果，最终得到了自己的最佳行为准则：
从一开始我就不能解决、甚至是触及他们的问题，本就不是我的工作内容，那我与他们建立的任何联系，都将是我工作上的累赘，更是他们讨薪人心中不会有结果的一抹虚光，有害而无益。本身就处在旋涡之中的我，所做出的任何举动，都会自然而然地带有立场色彩，当我同他们交流的那一刻起，就已经被置于了他们的对立面，结局也终将是误解和伤害——那我还去做那些无用功干嘛。
我心中的愤怒便随着一次次的思考逐渐消散了，对他们的行为举止也有了些许理解。只是后来再有因外事来求助我的工人，一概只能得到我的拒绝——无论被问到的是一个名字、一个地址、还是一个电话号码，我只会平静地回答：不知道、不清楚、不归我管，顺带着对他们冷漠地摆摆手，如同其他人一样的冷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