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友启事之后，在毛泽东周围逐渐团结起一批学生。他们聚在一起，议论天下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使他们越来越感到有成立一个共同组织的必要。
毛泽东回忆说： 我同住在其他大小城市的许多学生和朋友建立了广泛的通信关系。我逐渐认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比较严密的组织。1917年，我和其他几位朋友一道，成立新民学会。学会有七八十名会员，其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中国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史上的有名人物。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为知名的共产党人有：
罗迈，现任党的组织委员会书记；夏曦，现在在二方面军；何叔衡，中央苏区的最高法院法官，后来被蒋介石杀害；郭亮，有名的工会组织者，1930年被何键杀害；萧子暲，作家，现在在苏联；蔡和森，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1927年被蒋介石杀害；易礼容，后来当了中央委员，接着“转向”国民党，成了一个工会的组织者；萧铮，党的一个著名领导人，是在最早发起建党的文件上签名的6人之一，不久以前病逝。新民学会的大多数会员，在1927年反革命中都被杀害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湖北成立了另外一个团体，叫作互助社，同新民学会性质相近。它的许多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人。其中有它的领袖恽代英，在反革命政变中被蒋介石杀害。现在的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也是社员。还有张浩，现在负责白军工作。北京也有一个团体叫作辅社，它的一些社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员。在中国其他地方，主要是上海、杭州、汉口、天津，一些激进的团体由富有战斗精神的青年组织起来，开始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
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19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我在1912年进师范学校，1918年毕业。
1920年冬，毛泽东起草了《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报告对新民学会的缘起做了说明： 新民学会的发起，在民国六年之冬。发起的地点在长沙，发起人都是在长沙学校毕业或肄业的学生。这时候这些人大概有一种共同的感想：就是“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如何使个人及全人类的生活向上，乃成为一个迫待讨论的问题。这时候尤其感到的是“个人生活向上”的问题，尤其感到的是“自己生活向上”的问题。相与讨论这类问题的人，大概有15人左右。有遇必讨论，有讨论必及这类问题。讨论的情形至款密，讨论的次数大概在百次以上。至溯其源，这类问题的讨论，远在民国四五两年，至民国六年之冬，乃得到一种结论，就是“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于是乃有组织学会的提议，一提议就得到大家的赞同了。这时候发起诸人的意思至简单，只觉得自己品性要改造，学问要进步，因此求友互助之心热切到十分。—这实在是学会发起的第一个根本原因。又这时候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这也是学会发起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则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乃从此产生了。
1918年3月间，毛泽东等根据大家长期议论的结果，草拟出新民学会章程，还制订了一个赴日求学计划。他们将这些草案分发给大家传阅，征求意见。据《萧三日记》记载：
3月31号（日）晴（阴历二月十九日） ……二兄来坐已久，交阅润之所草新学会简章。二兄意名为新民会云。又述润之等赴日本求学之计划。
4月8号（一）雨（阴历二月二十七日） ……接二兄手书，力主予出洋。付来润之所重草新学会简章。
4月13号（六）晴（阴历三月初三日） ……夜润之来。明日新民学会开成立会。……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学会正式成立。关于新民学会成立日期，史学界过去曾有过争论，当事人的回忆等也说法不一。《萧三日记》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4月14号（日）晴（阴历三月初四日） ……新民学会今日成立，开成立会于对河潆湾寺侧刘家台子蔡君林彬寓。到会者：二兄及余、何叔衡、陈赞周、毛润之、邹彝鼎、张昆弟、蔡林彬、邹蕴真、陈书农、周明谛（名弟）、叶兆桢（以上皆第一师范同学）、罗璈阶（长郡中学毕业）诸君。未及到者：陈章甫、熊焜甫、周世钊、罗学瓒、李和笙、曾以鲁、傅昌钰（现在日本东京高工）、彭道良诸君。以上皆基本会员。是日议决简单，选举职员，写会友录等事。关于本会之规律，所定者为：一不虚伪；二不懒惰（此项余所主张加入者）；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会章俟后录。职员：二兄被举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蔡君家备午饭。自上午11时到齐，议事至下午5时后始闭会。一同渡河归校，惟罗君他去。二兄及蔡君晚饭于此。二兄亦去。蔡君宿此。
对新民学会成立会的情况，毛泽东起草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一号）》追述得更为详细： 现在述新民学会的第一次会—就是新民学会的成立会。民国七年四月十七日新民学会成立，在湖南省城对河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家开会。到会的人如下：蔡和森、萧子升、萧子暲、陈赞周、罗章龙、毛润之、邹鼎丞、张芝圃、周晓三、陈启民、叶兆桢、罗云熙。通过会章。会章系鼎丞、润之起草，条文颇详；子升不赞成将现在不见诸行事的条文加入，颇加删削；讨论结果，多数赞成子升。于是表决会章的条文如此：
第一条本会定名为新民学会。
第二条本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
第三条凡经本会会员5人以上之介绍及过半数之承认者，得为本会会员。
第四条本会会员须守左之各规律： 一、不虚伪； 二、不懒惰； 三、不浪费； 四、不赌博； 五、不狎妓。
第五条会员对于本会每年负一次以上通函之义务，报告己身及所在地状况与研究心得，以资互益。
第六条本会设总干事一人，综理会务；干事若干人，协助总干事分理会务；任期三年；由会员投票选充之。
第七条本会每年于秋季开常年会一次；遇必要时，并得召集临时会。
第八条会员每人于入会时纳入会费银一元，每年纳常年费银一元；遇有特别支出，并得由公决征集临时费。
第九条本会设于长沙。
第十条会员有不正行为，及故违本简章者，经多数会员之决议，令其出会。
第十一条本简章有不适用时，经多数会员决议，得修改之。
会章表决，推举子升任总干事。是日叙餐。餐毕，讨论会友出省出国诸进行问题，至下午散会。天气晴明，微风掀拂江间的绿波和江岸的碧草，送给到会诸人的脑里一种经久不磨的印象。
新民学会的成立，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件有深远意义的事情，也给与会者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 据李维汉本人回忆说： 新民学会从不自我标榜，但由于它的乾乾不息的前进运动，在实际上，成为我国在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成立的影响最大的革命社团之一。它的主要发起人是毛泽东和蔡和森。
我于1916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二部，1917年暑期毕业后，即在附小教书。那时，毛泽东、张昆弟、邹彝鼎等在第一师范第一部读书。蔡和森于1913年考入第一师范，在1914年至1915年与毛主席同学，此时已转至高等师范学习。已毕业的同学何叔衡和萧子升在楚怡小学教书，陈绍休等在一师附小教书。他们常在一起讨论个人和社会如何进步的问题，深感有建立一个组织之必要。经过多次酝酿，大约在1917年冬，决定“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活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乃有组织学会之议，取名“新民学会”。我因邹彝鼎、张昆弟的联系，也参加在内。
1918年4月的一个星期天，在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后叫周家台子）蔡和森家中召开了成立会。参加会的有：毛泽东（润之）、蔡林彬（和森）、萧旭东（子升）、萧植藩（子暲）、陈绍休（赞周）、罗璈阶（章龙）、邹彝鼎（鼎丞）、张昆弟（芝圃）、邹蕴真（泮清）、周名弟（晓三）、陈书农（启民）、叶瑞龄（兆桢）、何瞻岵（叔衡）、李维汉（和笙）等14人。会上讨论通过了会章，选举了干事。会章规定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新民学会会务报告》）。会章还规定会员须遵守如下纪律：
一、不虚伪；
二、不懒惰；
三、不浪费；
四、不赌博；
五、不狎妓。
会议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中午，在蔡和森家吃的午饭，饭后继续讨论了会员向外发展的问题，至下午散会。学会成立后，总部一直设在长沙。由于萧子升不久即去法国，会务由毛泽东主持。至同年8月，罗学瓒（云熙）、周世钊（惇元）、熊楚雄（瑾玎）、熊光楚（焜甫）、陈昌（章甫）、傅昌钰（海涛）、曾以鲁（星煌）、彭道良（则厚）等相继入会。会员增至20余人。
从新民学会通过的会章，可以看出学会开始只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求“向上”“互助”的团体。会员们绝大多数是青年人，都抱着要革新，求进步的热烈愿望。但是对于怎样革新，如何进步，尚在摸索中，并不明确，学会的宗旨由开始的“革新学术，砥砺品行”，到后来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其间有一个发展过程。“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宗旨是毛泽东平日所主张，而为1920年7月留法会员在蒙达尼集会和1921年1月国内会员在长沙集会所一致通过。这个宗旨的变化是新民学会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是新民学会大多数会员在五四运动以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和劳动运动，因而在思想上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标志。
另一位成立会的参加者陈书农，生前留下这样一段回忆： 新民学会成立前有个酝酿的过程。二三年前，毛泽东还在第一师范读书，为了寻找朋友，发表了一篇“嘤鸣求友”启事，内容记不清了，解放后有一个记载，周世钊可能记得。罗章龙就是见启事而认识毛泽东的，李立三也算半个朋友，以前在校内早就有联系往来。
新民学会成立我记得是1918年（民国七年）4月7日，星期日，我的一篇日记有过记载，有的人说是7月份，那是完全错误的，我清楚地记得开会时，蔡林彬门口一棵桃树开满了花。开会前是口头通知，分头去的。有13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蔡和森、萧三、张昆弟、罗学瓒、陈昌、熊光楚、萧子升、罗章龙、邹蕴真、陈书农、何叔衡，还有一个记不起来了。会上通过了章程，章程的宗旨记不清了，大体是探讨学术、商量国家大事、做人的方法等。这些都是有文字记载的，章程不太长，是毛泽东起草的，事先和大家商量了的，因此在通过时没有发生争论，只做了一些文字修改，就一致通过了。当时我也是学会干事之一，萧子升是总干事。从此，新民学会正式成立了。
后来发展会员，只要本人申请，彼此同意，由领导机构批准即可入会，发展的速度是较快的。1919年11月16日周南女校会议，欢迎新会员入会，会员都是学联会中较积极优秀的同学。会后照相留影共41人，我认识28人：贺延祜、易克、李思安、任寿鹏、蒋竹如、周敦祥、李云杭、唐耀章、陶斯咏、毛泽东、陈纯粹、周世钊、魏璧、熊梦飞、钟国陶、陈书农、黄胜白、劳启荣、匡日休、喻恒、彭璜、熊瑾玎、何叔衡、罗宗翰、夏曦、钟秀、张怀、萧青野。 …… 1921年夏季，新民学会自行解散，在解散之先，毛泽东与萧子升曾发生过争论。毛泽东对萧子升说：“你跟我们走，还是要当一辈子绅士？”毛泽东主张解散新民学会，萧子升不同意。
新民学会解散之前，就有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邹蕴真于1979年8月回忆说： 我们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那几年，正是辛亥革命由胜利走向失败，袁氏称帝，军阀割据，全国极端混乱的时期。人民生活日益艰苦，外强侵略日益猖獗。这种岌岌可危的国势，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只有把全国有志、有为、有远见、不屈不挠、不自私的爱国人士组织团结起来，群策群力，共同奋斗，实行彻底的革命，才是救民建国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方法。
于是，便产生了组织新民学会的动机。我们一些要求进步的青年，在课余饭后，假日星期，偶有空闲，即共同研讨有关学会各方面的种种问题：如学会的根本目的，实现目的的有效方法，我国的实际情形，人民的迫切要求，世界的民主运动和革命思潮等等。这样深入研究，反复酝酿了一段时间，最后在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乃正式组成新民学会，并假同学蔡和森住宅，举行成立大会，公开表示我们为中华民族生存发展而奋斗终生的决心！
蔡和森家住长沙市对河岳麓山东北山脚下一个不大不高的黄土丘陵半腰中，当地人叫作周家台子，又叫二里牌或二里半，与一师隔河相望。正屋向南，紧接着正屋阶级和正门出路两旁，各围着一个竹篱小菜圃，因房屋有些破旧，四周树木，不多不高，有时阳光可从壁缝瓦隙中射进来，映成斑点。前后左右并无邻居，房屋环境显得僻静。 记得开成立会的日期，是1918年4月的一个星期日。那天风和日暖，我起床很早，和毛泽东同志在学校吃过早饭后，从离校门口不远的朱张渡（也叫灵官渡）过河，到位于湘江中流的水陆洲东侧。洲的西侧还有一道河，因未发水，灰白细沙的河床高出水面，没有渡船，我们只好徒步走过去。由于河沙又细又松，走起来很费力费时，到和森家已是9点过了，但来开会的人还到得不多。我们向蔡伯母请了安，但未见蔡伯父。等到10点左右，大家便围坐在两张旧方桌连接成的长方会议桌周围，开始进行会议。当时是否推选主席和推选何人为主席，现都忘了。仅记得学会的宗旨是：“联络感情”“砥砺品节”“研究学术”“改良社会”四项。入会资格很简单，只是“纯洁”“向上”两条四字。会员守则大致是：“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等带有消极限制性的五条。至于那天到会的人数和姓名，因当时未写笔记，平素又不会社交，故都记得不大清楚了。大概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陈章甫、萧子升、李维汉、萧子暲、罗章龙、邹鼎丞、罗学瓒、熊光楚、张昆弟、陈书农、邹蕴真等十多人。此外，曾参加筹备会多次，而因其他缘故没参加成立会的人，还有好几个，如周名第等（已留学日本）。在会议过程中，大家的态度都比较严肃认真，不苟同别人，也不固执己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从未发生激烈的争吵。自始至终，大家兴趣很浓，一个接着一个发言，没有间断，中间也没有休息。
兴趣缩短了时间，大家谈着谈着，不觉已到中午。蔡伯母出于一片母爱，煮了一锅饭，做了几样菜，叫我们垫垫饥，再把会开好开完。我们也就毫不客气地领意了。事后，我曾向毛泽东、何叔衡说：和森家境并不宽裕，一家生活全靠他妈一人菲薄的小学教薪维持，我们吃的饭菜，理应如数付钱才是。他们却同声回答说：这有什么关系，小气人呀! 蔡和森的妹妹蔡畅回忆起新民学会筹备情况时说： 1917年6月我的三哥蔡和森在湖南高等师范文科毕业。这时，我们一家，以母亲葛健豪为首，都住在长沙岳麓山下周家台子的“沩痴寄庐”。母亲已经在长沙的女子教员养成所毕业，一时找不到工作。大姐庆熙还在自治女校学刺绣，她的女儿、我的外甥女刘昂也在小学念书。家中只有我一人，于1916年夏在周南女校音乐体育科毕业后，留校当体育教员，每月挣八块钱，加上母亲剩余的一点首饰，勉强维持生活。为什么和森没有找工作呢？一方面当然是在长沙找工作确实困难，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他和毛泽东同志等进步同学，正在酝酿组织新民学会。他们正在反复讨论、琢磨，如何把解决个人出路问题与整个社会的改造问题结合起来。
当时，湖南是北洋军阀与南方资产阶级革命势力争夺之地，但革命势力的武装力量都是南方军阀的部队。连年征战，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毛泽东、蔡和森等有志青年，正是在资产阶级无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封建军阀又一味倒行逆施，百般蹂躏老百姓的多灾多难的历史环境之下，举起改造中国的革命大旗的。
从1917年秋季起，毛泽东以及张昆弟、罗学瓒、邹鼎丞、何叔衡、陈章甫、萧子升等进步青年更为频繁地来往我们家中。他们多数是第一师范的学生，而第一师范的校址几乎正和我家的住处隔岸相对。由我家去杨怀中先生所住的饮马堂也只有三四里路。每逢远远望见毛泽东来临时，我的外甥女就高兴地喊叫：“润之先生来了。”还在那时和森就已非常钦佩毛泽东，说他品德非凡，文章出众。在我们家中他俩经常促膝长谈，纵论天下事。有时他俩和其他知心朋友同出郊游，一面欣赏大自然的美好风光，一面筹划革命活动的前景。这时俄国两次革命胜利的消息已经曲折传来，陈独秀、李大钊等革命先行者已通过《新青年》杂志在国内进行最早的社会主义宣传。所有这些都吸引了他们的强烈兴趣。
1918年春，毛泽东回湘潭度寒假，带着他母亲来长沙治扁桃腺炎（那时叫“蛾子”，还是难治之症），就住在我们家里，由庆姊日夜照护。不久，和森就和毛泽东到洞庭湖滨去旅游了半个多月，实际上大概就是详细商谈组织新民学会的大政方针吧。这样大的旅游毛泽东已与萧子升进行过一次。1918年4月17日终于在我们家中召开了新民学会的成立大会。我这时由于年小还没有参加这些活动，但是还隐约地记得那天中午会餐的情景，因为这次简单的午饭是庆姐、我和母亲几个人亲手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