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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我生活的城市毫无情趣。唯一让我有点欣慰的是家附近一个桥洞的涂鸦。我时常沿着河畔漫步，偶尔能遇到一群反戴着帽子的少年在那里创作，作品是怪兽、火星文和一些城市亚文化符号，看着相当有腔调。

每当这时，我心情就格外愉快，觉得生活也斑斓起来。心情不好的时候，我的脚就跟着心挪到这里。

但有时候，我心情只会更坏。因为那些让我心跳的涂鸦会消失在灰色的油漆下，像一块块补丁趴在大理石墙面。旁边还有几个蚯蚓般的红字在庆祝胜利：不准乱涂乱画。

随着时间的推移，涂鸦冒出的角落越来越刁钻，例如5米高的桥墩上，立交桥的顶部……但每一次灰色油漆都如有神助，说盖就盖了。

最后一次，涂鸦出现在一条臭水沟的堤坝上，我看不懂图义，但隐约觉是类似F词的宣泄。我那个乐啊：哈，这下没辙了吧？难不成你还坐船去？

人家就这么能。这种胜利感仅存在3天，灰色油漆如期而至。我的心在细雨中呼喊：城管同志，你赢了！

02

在北京，我坐的最多的就是地铁。但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呆头呆脑的交通系统了。白色或银色的长龙冷漠地驶来驶去，连自动门都一副“你爱进不进”的样子——夹你丫没商量！

一次到伊斯坦布尔旅行，我第一眼就因为城轨爱上了这个城市。色彩斑斓的车身，叮叮当当地穿行于闹市。到站了，站台大叔还会热情地帮你拉行李，say hello。

回来后，我为此惆怅了很久。后来又中了几碗“鸡汤”的毒，每天带着微笑去上班，还向陌生人点头。但周围的眼神无不传递着一个的信号：你丫有病吧？

有一次坐10号线，前面是一个微胖的姑娘，一手拎一堆东西，一手看手机，看着看着竟不能自已，门一开就捂着嘴踉踉跄跄地跑出来。靠到一根柱子后，她哭了，双手抱头坐地上，东西散了一地。

周围的人匆忙而过，似乎连抬一下眼的时间都没有，只有一个黄衣志愿者注意到她。这是位大叔，肚子很大，臂上别着袖章，腰间挎着一个扩音器，那架势好像下一秒秧歌就要扭起来。

姑娘哭得已经颤抖起来了。前任结婚了？男票提分手了？还是被公司炒了？真是“闻者伤心、听者落泪”。我鼻子都要酸了。

此时，大叔却淡定地、缓缓地扶起了耳麦，没错，他扶起了耳麦，一股爆破而撕裂的声音从扩音器里迸发出来：“哎，哎，不能坐地上，多难看呀，再说绊着人了咋办呐……”他还用脚上的千层底儿碰了几下姑娘的鞋尖以示提醒。

我看着姑娘的悲伤在急刹，继而惊慌失措，将南瓜大的悲伤硬塞回肚子里，最终落荒而逃。在这个被居委会style统治的世界，那一刻我特别理解她。

我们的城市无时无刻不在杀死有趣。我有一段时间在广州，喜欢去北京路商业街。一个人流如织的晚上，我走出地铁站，看到一个清瘦的小伙在街头用小提琴演奏梁祝。那技艺的娴熟、音符的悠扬，让整个城市仿佛都文艺起来。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共同将这场街头的殿堂级演奏推向高潮，当拉到化蝶这一章节时，人们的情绪也被推向饱满，随时喷发。

很不适时地，一个杵着长棍的协管员扒开人群硬闯进来了，他显然很愤怒，一边粗暴地敲着地面，一边嚷着：“不准摆摊、不准卖艺，走走走！”像赶走一个乞丐。

这种从阿尔卑斯之巅坠落的感觉太不好受了，人群朝他一阵嘘声：“顶你个肺！”

这种事越来越多之后，我慢慢也就习以为常了。对中国城市的品味我已越来越不抱希望。就像我最爱的某高校一座布满藤蔓的红砖楼一夜被拆，最经典野长城被修成一道水泥槽，也只能一声叹息了。

最凶残的一次是在坝上草原。驻地木屋外有一片宜人的野花地，我快乐地奔向野马群，被一块木板绊了一下，回头一看，上书：禁止采花、采花剁手！顿时，我的好心情就像泄气的气球，呲呲地往外冒了。

从那以后，我下决心要和这个无趣的世界友好相处，但总是不得要领，左支右绌。去年春节，我一个南方的同学因为拆迁成了富二代，还买了一辆一百多万的福特进口大皮卡，炸爆了我的同学圈。

但后来这件原本拉风无比的事，却成了一个笑话——同学雄赳赳气昂昂地开皮卡去上牌，由于排量和载重达到了农用小货车的水平，车管所的同志特别认真负责地在他两侧车门上喷了“XX市XX镇，限坐5人”字样。

我为此笑足了一年，也总算明白了，在这个处处与有趣为敌的年代，王小波笔下的“有智，有趣，有性”的世界是越发难以企及了——一切都变得那么乏善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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