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桑陀美上师：《和谐中的智慧》—【佛教对中国的影响】（二）

　　3.佛教对中国语言文化的影响

　　我们以曾被古人喻为“华夏文化之冠冕”的诗、书、画与作为中国佛教代表的“禅”之间的密切联系中可以看到，所谓“不懂禅，不足以言诗;不懂禅，不足以论书画”，并非夸张之辞。

　　我国吸取梵文特点，由重视汉字的形象意义转向汉语的发音，并由此建立起中国的汉语音韵学，定出了“四声”，编定出依照声音分类排列的新字典。而至隋朝，在分析汉语每个字的元音、辅音的基础上定出了汉字所有的读音系统并整理成书《切韵》(后至宋朝有《广韵》)。而恰恰是唐朝的和尚守温，仿照印度梵文字母表制出一套汉语辅音字母表，使汉语语音分析更精密，汉语语音学有了新发展。就是我们的日常用语也有很多来源于佛教，仅丁福保的《佛学大词典》中搜集的源自佛经的外来语和专用词语就达三千余条。如“宗教”、“世界”、“实际”、“平等”、“现行”、“刹那”、“清规戒律”、“一针见血”、“一尘不染”、“三生有幸”、“百尺竿头”、“天花乱坠”、“心心相印”、“不可思议”等都是来自佛教的语汇。

　　4、佛教对中国古代书法、绘画艺术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书法、绘画和雕刻艺术与佛教也有不解之缘。且不论历代书法家中，不少高手出自释门，如狂草怀素，“退笔成冢”的智永，唐草无出其右的怀仁，工草隶的贯休等;或书法名家深受佛教影响，如王羲之等，单是佛理便对中国书法产生了深刻内在的影响。佛教戒、定、慧三学与书法之道相通。其中，尤以禅定之功与书法之道最为密切。汉蔡邕《笔论》云：“夫书，先默坐静思，随意所适，言不出口，气不盈息，沉密神彩，如对至尊，则无不善矣。”“书圣”王羲之也说： “夫欲书者，先凝神静思，预想字形，令意在笔前，然后作字。”柳公权则说：“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这些议论，都深契佛家禅观之旨。

　　画家涉足佛教者更多。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有许多画家创造佛画。东吴的曹不兴、西晋的卫协和顾恺之，又如南朝之张僧北朝之曹仲达。到了唐代，佛教绘画更是盛极一时，特别是吴道子，他在长安、洛阳两地所作壁画多达三百余间，且笔迹挥宏磊落，势状雄峻、飘逸，遂有“画手看前辈，吴生独擅场”之美誉。到了晚唐，出现了专攻佛道人物画的画家，左全便是声名最大的一个。而唐代王维开创了一种别具风格的禅意画，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壁画是佛教对中国绘画影响最为突出的代表，如新疆拜城的克孜尔石窟、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山西云岗石窟和河南的龙门石窟等。这些石窟中，有大量的佛教本生故事、菩萨、罗汉、天王、飞天等壁画。壁画是中国古代绘画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不懂得壁画就很难了解中国古代的绘画;而中国古代的壁画自魏晋后，几乎成佛家之天下，或见诸佛寺，或取材佛教，或出自释门之手。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撇开佛教壁画，中国古代的绘画乃至中国古代美术将顿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