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历史不是寻找现成的答案，而是为了寻找更恰当的提问方式和观察现实的角度。”
传播学不是由理论堆砌而来的，而是几十年来学者们，结合自己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综合自己的生活感悟，在重重条件影响之下有机地形成的学科。
这是我读完刘海龙老师的《重访灰色地带：传播研究史的书写记忆》后最直观的感受。传播学理论教材，大多千篇一律：19世纪末社会科学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媒介强效果论，拉扎斯菲尔德的伊里研究提出两级传播流，克拉帕总结出有限效果轮替代强效果论，60年代末因为大众媒介发展而出现宏观效果理论研究又否定有限效果论。
直至今天，意见领袖、两级传播流、议程设置、框架理论仍屡屡出现在新传学者的论文中，这些理论仿佛从天而降般出现在它们该有的位置：该到“议程设置”出现的时候了，“议程设置”便出现了；该到“沉默的螺旋”出场了，仿佛诺依曼某天夜里灵光一现就提出了这样的理论… …
这些理论为何未出现？它们是否有它们适用的社会背景？我们在使用它们的时候是否主观地将其普遍化？这些问题却很少有人思考。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常常会对整个传播学史习以为常，却往往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一段传播学史，究竟是谁去建构后告诉我们的？
好在刘海龙老师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开篇在导言里就提醒读者，我们往常知道的看似连续的传播学史，有太多缺失的链条，我们的历史事件、理论概念究竟为何这样分布，却少有人追究。不同于一般的传播学学科历史类书籍，刘海龙老师提及了“灰色地带”。
对于“灰色”，刘海龙老师是这样解释的：这里的“灰”，指的是在宏大叙事中无法被归入非黑即白的分类体系之中的那些模糊的、暧昧的对象，是宏大叙事中被有意省略或遮蔽的个人与实践，即那些令人尴尬的、无法被嵌入到某个连续事件流的“个案”和“特例”。
所以，刘海龙老师的这本书，是把目光和视角重新聚焦到我们所熟悉的领域，即那些我们熟视无睹、习以为常的部分，向内审视在往常宏大叙事中被忽略的断裂之处。
举例而言，任何接触过传播学的学子都自然而然地接受传播学里分为经验学派、批判学派、媒介环境学派，经验学派里有被氛围芝加哥学派、哥伦比亚学派，诸如此类，学者们依靠他们的思想特征被后人划分归类。
相似思想的学者们被归为一派，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但细究起来怪异之处却也不少：譬如，谁去将明明关联度并不强的社会学家们归类在一起形成芝加哥学派？为什么要去区分芝加哥学派和哥伦比亚学派？各个学派内的代表人物评选标准到底是什么？
甚至于，对于学派中的代表人物，现代学者们也都牵扯不清（譬如胡翼青老师将齐美尔归为芝加哥学派）。或拿理论来讲，以拉扎斯菲尔德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学派，是否就真正地等同于克拉帕总结的有限效果论？如果是，是否又被60年代之后的宏观效果理论所否定后代替？如果是，那我们现在为何仍然在使用“意见领袖”、“两级传播流”等有限效果理论？
我曾经认为，阅读学科史的感觉就像是跨越时光与大洋彼岸的学者们平等交流、对话的过程。仿佛站在窗边，按下时间的快进键看尽他的一生，感受他的经历，欣喜于他是如何在思维的火花碰撞中绘制学术星辰。
可我从没有想过，我读的杜威可能不是杜威，是詹姆斯·凯瑞式的杜威；我读的拉扎斯菲尔德可能不是拉扎斯菲尔德，而是罗杰斯式的拉扎斯菲尔德；我所敬仰的传播学四大奠基人可能并不是奠基人，而是施拉姆式的奠基人… …传播学史，是已经有人精心绘制好的宏大画卷，我曾经惊叹于它的宏伟壮阔精彩绝伦，却从不问它为何如此呈现。
与其说这些疑问让人醍醐灌顶，不如说这些思想使人胆战心惊——有多少理论概念被我们理所当然地接受了，我们对于传播学、乃至社会学的想象力在习惯性地单向接受理论的过程中被束缚被僵化了多久？
刘海龙老师在这本书中，将传播学史断裂地带重新进行了梳理。从拉斯韦尔被误读的5W讲起，讲到芝加哥神话的建构、哥伦比亚学派的代表理论，再讲到中国早期的传播学概念和中国本土化研究，追寻传播学理论概念如何在中国因受到政治、经济等等原因发生变迁。
除了这本书所承载的“硬知识”，我认为更难能可贵的，是刘海龙老师书中随处流露出来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的思想。《重访灰色地带》仿佛一颗投入平静水面的石子，除了石子本身，还有不断地在水面上荡起的涟漪。
而我们读者，便是被涟漪惊动的一只只水黾，让习惯单向接受专业知识的我们脑中星星之火燃起，使我们再一次扪心自问：我们究竟在学什么？我们究竟在研究什么？
当每一个阅读《重访灰色地带》的读者被“惊动”后开始反思学科史，甚至于开始真正意识到自己本应拥有的、现在却被僵化了的传播学、社会学想象力之时，我想，这便是刘海龙老师这本书的价值所在，也是中国传播学整个学科思维活跃涌动的时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