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很多人曾有过读书“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的体验，但为何慢慢远离“读书”，不再亲近书本？这次读书会写这篇“劝学文”，是希望借陈平原教授的“劝学”来激发阅读的兴趣，体验阅读的快感！
“全民阅读”已第二次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建设“书香社会”今年也首次写进了报告。这固然让人感到振奋，但从中可窥见“读书”还属稀罕物，并未成为国人的生活方式。报载，今年世界读书日发布了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超四成的成年国民认为自己的阅读数量较少。可见，今日中国，“书香”不是日浓，而是日淡。实用主义大行其道，读书无用论一直困扰着莘莘学子，读书的意义进一步被淹没在众声喧哗中。在“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年代里”，劝人读书容易被视作痴人说梦。有感于当下社会日益浮躁、功利，尤其是大学里读书与治学的风气每况愈下，陈平原教授身体力行，围绕如何读书和做学问，书写现代劝学贤文——《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的春花秋月》，激发年轻人无功利阅读的兴趣，呼唤大学精神的回归，重建人文学，让读书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古今的“劝学文”可谓汗牛充栋。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如何与之相区别，谈出自家特色，让“劝学文”变得有趣且有学问，让无心、无力、无暇、无兴趣亲近书本的人，真切地感受到“阅读的乐趣”，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陈平原教授的方法是调整论述的策略，不是耳提面命的教导，而是平易近人的交流。他将本书定位为“书中展示的，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也不是经济实用的‘指南’，只不过是一片郁郁葱葱、期待有心人徜徉其间并评头品足的‘读书的风景’”。他只是当一名引路人，引领你走进读书的世界，感受阅读的乐趣和境界。
《读书的“风景”》以“读书”为主旨，按话题分“读书”、“大学”、“人文学”三部份，里面收录的是陈平原教授在世界各地大学、学术研究机构的演讲稿。这样的演讲体例，既轻松活泼，又易于以自身才情和魅力来感染读者。之所以选择这三个话题，陈平原说此乃当下中国大学的“关键问题”。书中从“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谈起，无论是从老北大的故事到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从“笳吹弦诵”的西南联大到阅读当代大学，还是从网络时代的传统文化到谈人文情怀、困境和人文学边缘化，均以“读书”贯穿其中，所谈所述全是其自家读书治学的经验之谈，以及对大学的观察和研究的独到见解。
读书的乐趣，最为陈平原津津乐道。他将读书“视为人生一大乐趣，把能不能品味到读书之乐，是读书是否入门的标志。”在他看来，读书做学问，如果目的性太强，很难达到痛快淋漓、出神入化的地步。只有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全凭个人兴趣的读书方才称得上“风景”。他甚至直言，“假如有一天‘读书’这一行为真的风靡全球，‘有趣’必定是最为关键的原动力。” 所以，他推崇有闲、有趣以及“爱美的”阅读方式，将读书内化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在他眼中，除读书外，行旅、踏青也是人生不可或缺的读书的风景。在《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读书》中，他以《阅读史》中一幅摄于1940年伦敦遭空袭后西伦敦荷兰屋图书馆的照片，三个男子仍在坍塌的图书馆尚未倒下的靠墙的书架旁怡然自得地读书，来阐述读书“不单每有会意，欣然忘食，乃至忘了生死。‘阅读’已经成为必要的日常生活，成为生命存在的标志。”
如何读书，读什么书？虽然说读书无禁区，但阅读有途径。陈平原援引清末文人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中“书无新旧，无雅俗，就看你的眼光。以新眼读旧书，旧书皆新；反过来，以旧眼读新书，新书皆旧”，强调读书的眼光和趣味的重要性，并建议年轻人多读没有实际功用的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关注跟今人的生活血肉相连的现当代文学。尤其是要读透一部经典和“尚友古人”，养成博雅的品位和保持心灵的温润。只有以自家的生活体验做底色，将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相勾连的读书的诀窍，这样才不至于读死书，读书死。
对当下大学读书和治学的浮躁，陈平原心有戚戚然。大学失精神已是不争的事实。他认为，病根在于急功近利。在几篇关于老北大、西南联大和清华国学院的演讲稿中，陈平原不惜浓墨重彩描绘这些老大学的故事，对从夫子游的精神熏陶，西南联大教授讲课自由、师生关系融洽打成一片等等念兹在兹，其用意在于“重新认识晚清至民国年间的大学教育，反省新中国的大学之路，展现新世纪中国大学发展的可能性”，希望在与历史的对话中，展开大学文化以及“教育理念”的思考和实践，观照反思今天的中国大学，到底该往哪儿走。对于社会上对大学读书生活的过于轻松的现象描述，陈平原更是语重心长地提醒大学生，“挂在口头的轻松与压在纸背的沉重，二者合而观之，才是真正的读书生活”。
对于“人文学”逐渐边缘化，作为研究现代文学的陈平原教授更是感同身受。他指出，“人文学的淡出以及社会科学的凸显”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格局变化的关键所在。由于社会科学的迅速崛起，人文学内外受困，日渐边缘化。最为突出的是关于“有用之学”和“无用之学”的争辩，这是整个20世纪中国人文学者的最大困惑。人文学所特有的对于价值、历史、精神和自由的认知，不再被视为“有用”而受到了轻视。陈平原先生在书中提到，他经常被问及研究文学有用无用。某次一位社会学家责问，你们整天研究鲁迅，谈《红楼梦》，有没有研究出什么红楼梦规律，鲁迅定理没有？李白和杜甫在中国诗人中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能否给个百分比？没有规律、没有定理，连这个都做不到，你们的研究到底算不算学问。人文学本来评价标准不一，往往难以立竿见影，其成果更是难以量化，不能用转化成多少“产值”去衡量，但目下这种典型的学术数字化思维受到万千宠爱，乃至形成独尊经济学家的社会潮流，甚至一些人文学者力求使学问有用不得不向“有用”靠拢，使人文学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陈平原对此感到非常担忧。在他看来，经济学家一切以利益计算为中心，眼里除了金钱、还是金钱，没有别的任何信仰或顾忌，对国家决策的影响力又比较大，是很可怕的事情。而且，这种纯粹以金钱来计算的思路，又特别符合行政官员的胃口，而文学家、史学家的话，考虑得太长远，没有数字化，难被热衷于数字化管理与及时效应的官员接受。因此，他呼吁人文学者应该站出来抵制这种潮流，告诫学界不要过于讲求“实际”，过于追求“有用”因而远离玄虚的诗情与想象力。“如果做学问，过于期待有用，那会扭曲学者的立场，”他希望，人文学者要坚守自我，保持学术自信沉潜于学问，养成“从容不迫”的心态，以及对学问的极端执着、志存高远且心无旁骛的心境和情怀，使学问中有“文”、有精神、有情怀、有趣味，并以此为基础来重建人文学的自信。
读书不肯为人忙，书中自有风景在。能不能去欣赏和体会书中的风景，能不能与书“结缘”，全看各自的机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