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宽的长方桌子对面坐着一位中年男医生，又写又问又交流又嘱咐，我和一位八十多的老妈妈像同桌式的坐着学生时期的凳子，一同面向他。
似乎这个空间，谁都不是陌生的，可以互相抚慰，可以互相体恤，连背负患者依赖感的医生都是可以一起共鸣的，看着老妈妈照着样板书写的服药保证书，我说“大姨，你的字写得真好，八十多岁写得了这样的字，真是不容易，肯定以前上过学的”，老妈妈说“从来没有人夸我的，头一回，我都看不见写的么”，我又认可了她的字就是写得好，医生也点点头说好。
我问“大姨今年八十几了”，老妈妈回“八十六啦”，情不自禁地用手摸了摸她的肩膀，目光与她对视着，没有发福的身体，骨骼十分的硬朗，像在田间劳作过的身板儿，结实得很，脸上也没有岁月沉积过多的褶皱，略平滑的脸庞让我有些惊诧，“大姨，你太年轻啊，真不像，这么大岁数还一个人从市里过来的，身体真好”。
大姨自如地感慨着“闺女五十岁了，最近叫她吃饭不愿意了，发狠地说要打我，二十多年了，她三十来岁出过车祸，对象就嫌乎她，要离婚还把孩子藏起来了，结果她就受刺激了”。
我说大姨咱俩都一样，只不过我伺候妈，你伺候闺女，我们俩的位置互换了一下，她笑了，说我孝顺的，她命不好的，其他孩子都过自己的日子，自己照顾着五十岁的女儿。
即便如此地谈着她的日子，也能感受她释然释怀的心态，我和她恰似同一个战壕里的同志，忘记彼此是谁，忘记彼此的年龄，惺惺相惜地寒暄一番那个曾经。
桌面上的登记信息移去了我的视线，“还有一家两个人都是啊”，医生说我看了隐私，我说我只是惊讶，他回了我一句“那你是没看到，一家好几口人，都是的，就一个正常人”。听完，我就想起《欢乐颂》里的安迪。
我问医生，“我躺在床上，听到很远的地方有个男的在喊，这算是幻听还是神经性耳鸣，捂着耳朵就没有此声”，医生说我，“你听到别人在说话吗？如果听到，就说明严重了”，我回，“没有说话，就是一直在喊啊，感觉很远”，医生问我，“那你怎么知道是个男的在喊？”，我瞬间接不上这个对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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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可以体会安迪的恐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