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江湖会道门，有他们一套“黑话”系统，今天市面上活跃的各种领域，也形成了 它们特有的语言方式。这本来无可厚非。然而当人们一旦进入该领域而只能用该领域的语言方式去说话或想问题、而他们又不能不生活在大于其所处领域的更广阔的世界上时，他们的语言方式就难免显出其捉襟见肘的可笑一面来了。见微信转载武志红《孝道是人性的逆袭》，颇有此感。

现在，有很多搞心理学或进入到心理咨询的领域的人，就似乎大有把心理学搞成了一种“心理主义”之“黑话体系”的苗头。其中等而下之者、有意无意将遇到的一切现实问题看做是可以放到心理诊室里加以解决的问题，因此有意无意将心理学变成一种新宗教。而其中的精英分子们则故意用心理学的语言方式解释一切。这种解释角度的前提假定是人乃是一个“心理单位”，作为一个“心理单位”，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存在着适应与非适应、建设与非建设的问题。基于对此问题的观察、一种所谓“正常或非正常”的人格状况和文化价值由此得以界定。一切与现代处境不相适应的心理状况被视为一种需要治疗的“心理疾病”，而现代处境本身是不是一种疾病则不在“心理主义”的观照范围之内。

比如：儒家所提倡的“忠孝”的文化价值就颇受时下“心理学家”之非议，认为那是一种“人格粘连”或“退行”性人格障碍的纹饰性表现、乃中国人形成“独立自主”“界限分明”之现代人格、且适应现代社会生活之阻碍性因素。然而这些“心理主义”者们似乎一点也不怀疑现代性是否具有终极的正当性，他们看到的是前现代人格在进入现代化过程中的失败和非适应，便猛烈地抨击前现代之文化价值之“丑陋”。但却选择性地无视现代性人格那异化、冷漠与疏离之病。这就像一个人猛烈抨击一件又脏又臭的衣服却全然否认这衣服也光鲜亮丽过、且全然否认自己现在身穿的光鲜亮丽的衣服正在变得又脏又臭一样。

武志红氏试图用心理分析的方法还原为从小由寡母养大的孔孟的的思想背后的“恋母”之“原欲”。而将试图将“孝顺”还原为“恐惧被母亲抛弃而发展出来的假自我”，并进而推断出“中国圣人”因禁欲而追求权力欲。而中国人普遍存在之两面派人格实源于“圣人”之影响。此论看似合乎我们对周遭中国人一般性格的印象，然而把晚近中国世道人心之衰败归咎“圣人之道”、至少是极其粗鲁不讲理的。因为，孔孟之道，诚明两兼之道，孔孟自己之为人，非虚假之为人，这是有心有知识的人必会认同的定见。那么，孔孟之道影响所及的两千年来的中国人之普遍的人格是用“假自我追求权力欲”之人格吗？实际上，这样的表述本身就有问题。因为纵观人类、用“假自我追求权力欲”而和儒家文化影响无关之近代西方人格特质看起来更为彻底和普遍。而中国文化自秦以后实为表儒里法之文化。即便晚近以来在中国人的“裤裆里”满是用“假自我追求权力欲”之“屎”，则此“屎”是怎么也抹不到孔孟身上的。因为孔孟本人用晚近中国人所崇奉的“官本位”的逻辑看来，实在是失败得很。因为孔孟用他们在官场失败的人生轨迹就雄辩地表明了他们把追求真理与独立自主看得比盲从权力更重要的基本价值取向。武志红氏受不了用“假自我追求权力欲”的人格所发出的“屎臭味”是值得赞许的，然而武志红氏一定要说这是“孔孟之道”拉的“屎”，则实属卤莽灭裂之极！

武志红氏借攻击“孝顺”以摆脱自己内心中源于传统文化观念的某种束缚是可以理解的。但彼却无视我们的这个时代是已然是欲“孝顺”而不能的时代了。现代性将作为一个儒家文化价值共同体的农业文明之中国带入到一种陌生的工业整体化处境中加以再造。再造未成，后现代之时代精神又无情地将中国人割裂成了无限差异的的个体处境且承受着被抛的痛苦，中国人正在时代精神的大碎裂中沦为单子且丧失了将自己体验为社会整体的能力。而这巨大的灾变的背后，有着一只资本主义逻辑的“黑手”。资本主义之逻辑是很愿意人沦为一个脱离伦理共同体的“单子”的，因为恐惧而虚无的“单子”更适合充当消费主义之利润大厦的垫脚石。

因此上，武志红者流客观上起着的是这样的作用：他们在拼命地将中国人从伦理共同体的心理依赖中剥离出来、让他们“有效率”地沦为现代化职场或市场中的运营或消费过程中更具适应性的心理“单子”。而这些心理“单子”的状况并不如现代性许诺地那样“独立自主”，因为他们虽然在心理上和他们的文化“母亲”一刀两断，但他们又立即委身于新的“奶头”———资本的逻辑。而这个新的“奶头”流出的是“异化”的“奶水”，而这“奶水”会最终“毒死”他们。现代城市人的普遍生活和心理状况，无不在雄辩地证实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