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学到了什么？
这个家庭会见了两位风格迥异的治疗师。第一位学徒治疗师起初没有意识到如何被家庭的需求所俘获，令儿童拯救者的工作倾向盖过了系统式的训练。因而她努力让受困扰的孩子感觉好转，而不是帮助家庭学会如何彼此治愈。另一位治疗师非常富有经验和效率，他带领家庭探索了看待问题的新的可能性。尽管让家庭看到她们是在共同维持症状这一点是很难的，但威尔逊一家已经在如何看待自己、以崭新方式互动的可能性方面受到扰动。
外化问题
尽管这个家庭经历了家庭暴力并最终离婚，但她们仍然以大女儿娜塔莉为病人来做治疗，主要关注的是她的强迫性思维、抑郁的表现以及社交困扰。米纽秦不认为这就是真实的家庭故事，他不关注娜塔莉的问题，而是以比喻的方式进行干预（母亲是操玩偶的人，而娜塔莉在头脑中听到了母亲的声音），探讨她对母亲的情绪和行为持续不断地进行观察的意义。在这样的位置上，娜塔莉始终难以长大。这不是个体的问题，而是母亲与16岁大的孩子之间脐带相连的情境所致。米纽秦告诉这位母亲必须改变，以便娜塔莉能够长大成人。
多重身份认同
从海伦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始终挣扎于扩展自己以及来访者的视野。而在米纽秦的督导中，则可以看到他以多种形式描述自己，为扩展家庭成员的身份做好准备。
对母亲身份认同的描述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娜塔莉的拐棍、乐于帮忙的父母、操纵玩偶的人、腹语者、小孩子的好妈妈以及紧盯孩子的人。
娜塔莉这个被认定的病人从缺乏能力变为具有能力的人，米纽秦将她视为精神科医生、紧盯别人的人、孤独的人、玩偶、观察母亲的人、口吃者、亲职化的孩子以及保护者。
乔瑟琳的身份由快乐外向、乐于帮忙的孩子，变为说起话来有时像15岁、有时又像9岁的11岁大的孩子。
家庭的组织结构
这个家庭表现得像是一个三人系统，但米纽秦帮她们扩展了故事，将父亲带到治疗中来，讨论在婚姻存续期间家中如何分为两派：母亲和孩子们，以及孤立的父亲。这是理解问题的关键，因为两个孩子都被忠诚感所困——跟母亲一伙来反对父亲。
同时米纽秦也看到，在这个三人系统中有很多不同的结构。他努力将娜塔莉移出父母子系统，因为她有时表现为亲职化了的孩子。他也努力厘清母亲和长女之间的边界，以使她们的关系不再是母亲和小孩子的，而是母亲与正在长大的成人之间的关系。
米纽秦给出了三个实质上彼此相连的比喻，他首先看到了娜塔莉依赖母亲这根拐棍的帮助，因此努力让她依靠自身的力量走路。之后又告诉母亲，娜塔莉出生之际医生已将脐带剪断，是她让它再次长出。第三个比喻，将母亲喻为腹语者，而娜塔莉是她的掌中玩偶，母亲将自己的语言塞进玩偶（娜塔莉）之口。治疗中还有许许多多揭示家庭互补性的时刻，展示了每一个人如何维持着家庭的现有功能。其隐含的意义在于，每个人都在治愈别人以及帮助家庭作出改变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变革中打磨自己的手艺
20世纪60年代初，唐·杰克逊（Don Jackson）曾提及当时的美国有六个机构在做家庭治疗。50多年过去了，《家庭治疗述评》的作者（Rambo，West，Schooley &.Boyd，2013）总结，当前的家庭治疗有八种模式：（1）心理分析/体验式的，（2）跨代际的，（3）结构/策略式的，（4）短期治疗，（5）叙事，（6）合作式的，（7）整合式的，（8）心理教育。每一种模式之中还包含了子模式，另外还有六种夫妻治疗模式。美国开设家庭治疗课程的大学及研究所很可能有好几百家。
家庭治疗领域到底发生了什么？存在不和谐音吗？一个学徒新手，甚至是个中老手，能够在如此多的模式之中找到所爱吗？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为此，本书作者诚邀读者诸君一起来对这段并不算长的历史做一次简短的回顾。
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该领域的先行者们致力于解读家庭是如何运行的，家庭又是如何在其成员中造成特异性病变的。“双重束缚”的研究（Bateson,Jackson，Haley &. Weakland，1956）即是最明显的例证之一，显示了这些探索如何为我们带来新知——关于家庭的互动模式“制造”出了精神分裂症的理论。米纽秦在《贫民窟里的家庭》（Minuchin，Montalvo， Rosman &Schumer，1967）一书中探讨了家庭结构、特别是处境艰难的贫困家庭是如何鼓励儿童诉诸行动的。《身心疾病患者的家庭》（Minuchin，Rosman &.Baker，1978）一书则描述了家庭关系与年幼的家庭成员出现躯体反应之间的联系。在最初的二三十年间，研究基本上聚焦于用家庭的组织方式解释家人患病的缘由这个方面。
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治疗领域在不断扩展，关注点也在不停地变化，逐渐转移到改变家庭的技术手段上来。纵观20世纪的资料，我们可以发现非常多的治疗模式，诸如认知行为取向、问题解决取向以及其他种种，还有各自的出版物和培训中心。米纽秦的工作也得以拓展，并出版了两本新书：《家庭与家庭治疗》(Minuchin，1974）和《家庭治疗技术》（Minuchin&Fishman，1981）。
早期家庭治疗的重要特点是，先行者们很可能仍旧受到个体的以及心理动力学的影响，他们不仅强调治疗师的作用，还在治疗当中运用自我。当鲍文(Bowen,1971）指引家庭治疗师首先弄清自己与原生家庭的分化以及惠特克(Whitaker,1989）建议治疗师“孕育自己的困惑”时，很显然，他们是在不对等的立场上工作的，他们意识到了干预的目的性，并对治疗全权控制。这种强调自我和治疗师的行动的倾向在20世纪末已有所改观。后现代主义和系统式家庭治疗
20世纪80年代末，治疗师的立场发生了重大变化。家庭治疗领域的后现代运动带来了理论模式的变革。在法国激进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影响下，其语言操控现实又被权势所操控的理论令后现代的思想家和实践者们向先行者的统治地位发出了挑战。
后现代的教育模式虽各有不同，但通常都会对家庭治疗的以下两个方面表示担忧：治疗师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家庭，无视甚至侵犯了家庭的规则；治疗程序的使用被认为是对家庭的压制。这些后现代的意识形态非常之强大，并影响深远，将实践者最适宜的角色从自我觉察的治疗师变为受到制约的治疗师。
本书读者一定可以看出，我们并不认同这些观点，也不会以此为目的来训练学生。对我们而言，这些观点削弱了家庭做出有效改变的可能性，使新治疗师依赖维持家庭确定性的技术以及无效的解释和努力。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间，传统的系统式治疗和后现代治疗并行不悖，其观点并非完全相左，因此有必要澄清两者的共同点和不同点。为此，我们准备了一个简略的比较，即叙事取向的观点和技术与本书所呈现的观点和技术之异同。我们尽可能地避免曲解同行的工作，因为下面所呈现的并非双方的对话。首先是几个共同点，其次是我们所理解的主要不同点。
系统式治疗与叙事治疗的共同点
1.否认症状存在于某一个家庭成员身上的说法。
2.关注社会公正，与底层人士一道工作，参与社区建设。
3.多元化倾向，注重成长和力量。
4.拒绝聚焦在病态上。
5.强调多样化的生活方式。
6.对多重身份认同的觉察。
7.关注情境的脉络和见证的重要性。
系统式治疗与叙事治疗的不同点
尽管两种治疗取向有共同之处，但对于家庭的功能和改变的过程，各自也有不同的理论解释，为达到治疗目的也会采用不同的治疗技术。
在此，我们无法详述两种治疗取向的不同之处，但可以就主要区别试举一例——即如何看待家庭成员在治疗中所起的作用。叙事治疗师鼓励家庭成员加入到挑战病态文化的队列中。这种文化将人们限制在狭窄的生活方式之中，隐匿地造成了他们的痛苦和问题。而我们对问题的由来以及如何减轻持不同观点，我们认为家庭成员尽管没有觉察，却参与了将症状固定在症状携带者的身上的过程。因此他们有责任彼此治愈。对我们而言，这是保持系统思维的基石。
保持系统思维
通观全书，我们聚焦于挑战家庭的确定性，以释放出内在潜能、改进家庭的组织结构。当我们对家庭成员说“你比自己认为的更加富有”时，我们是在探索多元化的改变之道，这不同于仅仅关注病态的成员。
在系统式家庭治疗中，治疗师认为家庭成员是相互参与的，治疗师也与家庭成员相互接触。这一觉察要求治疗师探索自我以及自己的治疗风格。进而，系统思维也要求觉察到更大的情境脉络，如性别、阶层、种族、文化、国籍和语言。
我们不认为本书旨在引介一种新的治疗模式，而是希望您以独特的角度解读这本《大师的手艺与绝活》。几乎任何一种家庭治疗模式都涵盖了本书所呈现的概念和技术。而家庭治疗师的工具袋会对作为治疗师的你有所裨益，无论你的治疗模式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