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黄仁宇先生的《中国大历史》，至今已不厌其烦的读了四遍。

黄仁宇先生是美国人，以美国人的思维审视中国古代历史，自有其独到的见解，至其逝世，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方面著述颇丰，先后出版专著多部，尤其是在明代历史研究方面更加精到，与陈寅恪先生研究隋唐历史珠联璧合，同为史学经典。

先生是上个世纪的老学者，加上其思维深受国外文化影响，语言方面相对晦涩难懂。但是其著作大多令人爱不释手，往往不可浅尝辄止。在读完第四遍之后，对于其观点，虽然没有从其思想基础上对其思想有系统的把握，不过究其思想片断而言，也在某些极其精彩的地方让人拍案叫绝，惊呼其思想的高度与深度。

下面就将先生关于中国中央集权体制形成的观点摘录于此，供自己今后学习之用，也是对自己这一阶段学习中国宏观历史的总结。

正文

关于先生在中央集权与地理因素的关系方面，我随时摘录其观点，但是也无法为这一段经典想到一个合适的题目，姑且简洁大方的命名为“地理与中央集权”

在先生看来，中国独特的地理因素，对中国古代集权主义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至关重要的地理因素，他将其归结于黄土，黄河和季风。

在我国中原地带分布着广阔的黄土，这些黄土的成因不必赘述，只是有必要强调一下黄土分布的地带——自西向东大致从西安一带延伸到太行山附近。这些黄土地因为它的成因特殊，故纤细而易于耕种，适宜最初的木质工具的劳作，加上黄河这一水源的滋润，所以这里最早出现原始的文明。

不过黄土跟黄河孕育了中国早期的农业文明，同时也是这一地带自然灾害的根源。因为黄土纤细，黄河自西安开始穿越黄土地带，绵延几千公里。黄河途径地区不断的冲刷黄土，因此形成了黄河极其惊人的含沙量。这些泥沙在中下游地区不断淤积，久而久之，便造成河床淤塞，引发水患。在史书记载中，黄河决堤自上古时期就已经存在，其频率也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这导致这一地带需要一个处于上游的权威领导者，可以在水患的时候充分而有效地调动人众和资源防治水患的发生或者在受灾之后有效的赈济灾民。另一方面，尤其是周时期的分封制瓦解之后，整个中国处于分裂状态，诸侯开始相互蚕食和兼并的战争不断发生，这一时期，国土面积的大小决定了水患发生时候一国赈灾能力的有效性。效果所掌握的资源必然较少，往往在受灾时候，其所掌握的资源尽数毁灭，很难有多余的资源用于区域调配。面积大的国家，其所控制和掌握的资源可以被充分调动，人力也可以被充分的组织和发挥，所以其救灾往往能实现非常充分的效果。这种情况必然导致各诸侯在好大喜功的情况下发动兼并战争，而一般民众为了争取生存而纷纷参与支持，这时候大国的军事实力必然超过小国，在竞争中处于优势，而小国在抵抗中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最终兼并战争使得分裂局面趋向统一，最终的胜利者只有一个，其通过战争统一全国之后，顺其自然的建立了专制主义。

另外的自然因素是季风。中国位于亚欧大陆和太平洋的过渡地带。地理位置决定了它具有世界上最典型的季风气候。然而这种季风气候带来的降水，却因为冷暖锋交汇的区域以及各自的强度而使得降水在区域、时间以及雨量上年际变化很大。季风有可能在某一区域长时间停留，也有可能很快过境，必然会导致某些区域发生旱涝灾害。灾难给集权制度形成的影响前面已经详述，不必赘述。然而又因为受到地形的影响，这一地带的降水又呈现出特定的规律。水汽越是进入内陆，降水必然越少，而且沿海地区的降水已经减少了很多水汽。所以在深入内陆的某个地带，形成了一条十五英寸等降水量线，这条线自东及南，降水丰沛，自古以来发展农业。而自西及北降水稀少，自古以来是游牧民族的主要活动地带。在遇到气候异常的时候，西北地区干燥的气候难以提供充足的食物，而农业人口往往会有半年的积蓄，这不免发生游牧民族对务农人口的侵夺，小范围的冲突往往发展成为大规模的战争。至公元前三世纪，游牧民族对中原的威胁已经相当严重，有必要将各小国筑造的用于抵御游牧民族的土壁连接起来，构成一体的防御工事。这一工事使秦始皇名垂青史。而它的大部分也大致与十五英寸等降雨量线重合，延伸几千里。两种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使得很容易就能被组织的农业文明需要一个中央集权来最大程度的掌握人力，发动人众抵御外来侵略。

所以，不难看出，中国集权主义的形成与这一地带特有的地理要素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处于黄土地带西部边缘以及黄河上游的西安，对全局有着绝对权威的控制力，加之其平坦适宜耕作，又有天然军事屏障的独特地形，这里较早的发生农业文明并且成为中国集权主义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