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是许多朋友最为熟悉的一个古代史时期，不过虽然这个时期被称为“三国”，但冲突的主线却无疑是魏蜀，而吴国在赤壁之战和夺取荆州之后，除了在夷陵之战击败了蜀军之外，似乎与魏蜀之间的冲突就相对少了一些。而对于这种现象，后世一般都说是因为吴国本身定位就是安于江南自治，对问鼎中原没有太大兴趣。
换个角度来说，东吴的兵制是“授兵部曲制”，父终子继，是可以继承的。除了淮泗集团，剩下的基本都是本土豪族，世家以自身利益为重，要他们为了孙家出人出钱出粮去北伐，还不一定有好处，凭什么？明明有天险存在，坐观魏蜀相斗，两头捞好处何乐不为？而积极打山越为什么？因为这就相当于兵源、人口、资源。贺齐、凌统、潘璋、陆逊、吕岱等等都通过讨伐山越获得人口精卒，所以对于讨伐山越宗贼，那是一本万利，而相对北伐曹魏，损兵折将还得不到好处，那么就更别谈什么积极性了，这才是东吴一直伐山越而不思进取的根本原因。以凌统为例，逍遥津之战，凌统率300本部掩护孙权逃命，最后全部牺牲，只余凌统着甲跳水逃生，事后孙权“拜偏将军，倍给本兵。”虽然为报救命之恩，但是为啥还要“倍给本兵”？因为拿自己的“财产”替人卖命，救了人之后得给自己赔偿，所以张辽能“威震逍遥津”除了自身勇武，将校用命，也离不开东吴本土士族不愿牺牲自家财产替孙权卖命，而后伤好之后的凌统干了什么？“统以山中人尚多壮悍，可以威恩诱也，权令东占且讨之，命敕属城，凡统所求，皆先给后闻。统素爱士，士亦慕焉。得精兵万余人。”直接讨伐山越，得“精兵万余人”。
再加上孙家一代二代杀了太多在江东有名望的士族人以及官员，导致孙家和江东地方士绅阶层关系非常差，孙家除了孙策，好些人也是死于暗杀。所以孙权掌权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平衡江东各方势力集团。
以上的这些确实是重要原因。但除此之外，其实吴国对中原兴趣较小也很有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也就是因为它在内部曾长期面临着一个强大的对手，东吴与其作战甚至长达几十年之久，而这个强劲的对手就是当时的江南地区的山越族群。
关于山越族群的来历，在近代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在现存的史料里，“山越”一词最早出现于《后汉书・孝灵帝纪》之中，其中提到在丹阳（在今安徽境内）这个地方，当时有山越贼围攻太守陈夤，最终却被陈夤击破的事件。
而关于山越的身份，传统上认为他们是古代百越人残留的后裔。比如宋元时期的学者胡三省在注释《资治通鉴》中的相关记载时就说“山越本越人，依阻山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也就是认为他们是百越的残余，生活在崇山峻岭，凭借地势险要不向朝廷纳税。
另外，还有观点认为他们就是很早在山上生活的土著，既非百越也非汉人，是自成体系的一些部落。另外，近代也有观点认为，山越其实也是汉人，是之前几百年为了逃避徭役，逃到大山里生活的汉人及其后裔。而综合这些观点，山越很大可能是一个统称，其内部由不同族群构成，彼此之间也存在差异，只是在当时都不服汉朝以及后来的东吴官方管辖。
而在孙吴政权存在的整个过程中，山越对其造成的威胁可以说和魏蜀两国相比都毫不逊色，甚至有时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在初平四年（193年）前后，孙策在江南初创地盘时，就曾经被丹阳周边的山越首领祖郎率军袭击，形势一度十分危急。
而在建安二年（197年）前后孙策与之前曾经投奔的袁术决裂前后，袁术也想起了孙策的老对头祖郎，曾经派人给祖郎授印信，让他率领山越军队去攻击孙策。但孙策最终却成功地降服了祖郎这股山越势力，可以说为东吴政权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在建安八年（203年），孙权为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曾经派大军去讨伐刘表任命的江夏太守黄祖，并一度接近完全击败黄祖。但为此次战事孙权将大量原本震慑山越的军队调去攻打黄祖，导致山越复叛，最终迫使孙权在胜利在望时紧急将军队撤回，去平定山越的叛乱，也使黄祖势力又多续了5年的命。
而在此后的5年之内，孙权几乎是将主要的精力都用在了对付山越之上，曾先后派周瑜、潘濬、吕蒙、潘璋、黄盖等东吴名将去平定山越的各种叛乱。而各种史料记载显示，在这几年东吴平定山越的战争中，总共消灭了至少1.5万左右的山越军队，同时俘虏了数万户山越部众。所以从另一个角度讲，建安十三年（208年）孙刘能联合获得赤壁之战的胜利，恐怕也和大量孙吴将领之前与山越反复作战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有一定关系了。
而在赤壁之战后三足鼎立局面初步确立之后，其实曹操也曾对山越进行过拉拢。建安十九年（214年）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之间，曹操曾派人潜入东吴境内的鄱阳湖周边地区，先后给当地的山越首领尤突和费栈授了印授，促使其发动反叛，迫使孙权曾几次亲自领兵或派陆逊、凌统和贺齐等名将反复讨伐。
在东吴正式建国之后，山越的叛乱仍然此起彼伏。现代一些研究认为，东吴在历次对山越的战争中动用的军队总数恐怕至少达到了20万人以上，而史料记载东吴在灭亡时的总兵力也只有23万人，所以从这些数字里大家也可以看到山越在这几十年时间里对东吴究竟造成了多大威胁，对其国力造成了多大牵制了。
青龙二年（234年），东吴重臣诸葛恪认为山越活动的核心区域丹阳山势险要，民风彪悍，东吴之前的征讨很难触及其核心区域，最多只能使一些外县的民众归降。所以他这次向孙权请命要亲自坐镇丹阳，扩大兵源，以彻底平定山越的威胁。
之后，孙权将诸葛恪任命为丹阳太守，率重兵前往当地讨伐山越。而诸葛恪抵达丹阳之后，一方面大军据守险要山口，修筑围困工事，另一方面则针对已经归顺的山越民众设立定居点，对其进行统一管理。同时，他还让自己的士兵在田野里抢收成熟的稻谷，切断山越的粮食来源。
通过这一系列恩威并施的做法，诸葛恪成功使大量山越民众归降。最终在3年之后使多数山越民众走出了山区归降。
之后，东吴曾在皖南地区设置了一系列新的郡县，将山越降民安置于当地，使山越人逐渐融合进了汉族和其它南方少数民族之中。这样，在景初元年（237年）之后，困扰了东吴几十年的山越问题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不过即使如此，在《三国志・贺齐传》中，《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还曾提到：“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也就是说在陈寿看来，山越多次叛乱使东吴无暇把主要精力用于抗击外敌，而这正是东吴在与魏国对抗中处于下风的主要原因。所以从这个角度，东吴入主中原的意愿没那么强，其实也确实是跟山越有着相当程度的关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