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回家过年的时候，我与妻子特意到邻村去看望二大爷。
我们到孔庄的时候，有些尴尬。因为我确实不知道我的二姐的具体住址，只是知道个大概位置。毕竟我们是近门，农村的近门指的是本家五服之内的关系。这个二姐自从出嫁之后，我还真没有到过她家。我在老家的时候也不算多。
所幸村里人大多是亲戚连亲戚，关系套关系，一提到二姐的名字，再说明我是油坊寨的，马上就有人给指明她家的院子。
我们直接进入二姐的家门，看到二姐正带着三个孙子，有些焦头烂额的。她看到我们，先是有些惊讶，马上反应过来，热情地迎了上来。不用过多寒暄，我们看到的是坐在西屋门口的二大爷。说句实在话，大爷的现状很让人心酸，尽管我亲父母已经说了一些具体情况。
二大爷已经有些意识模糊。浑浊的眼睛已然没有了往日的光彩，腿脚也不能支撑昔日生龙活虎般的身躯，只能终日坐在特制的椅子上，生活不能自理。他这是脑梗的后遗症。
二姐在他耳边大声介绍着我们夫妻两个，只见大爷眼睛里泛着泪光，慢慢地点着头。二姐说，你大爷心里明白，知道家里来人看他啦。妻子已经不能自已，抓着大爷冰凉的手，哽咽着，而大爷也呈现出少有的清醒，哆嗦着，颤抖着。妻子对他说，过年啦，我们接你回家。大爷却摇了摇头，很勉强的挤出点笑容。二姐说大爷能有这样的情况实属罕见啦。
在与二姐说了一阵话后，我们便与二大爷告别，匆匆离去。
在路上，妻子一再说真想把大爷接到我们家过年。理智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事。
二大爷没有儿子，有两个女儿，二姐在孔庄，大姐与我妻子娘家是本家，虽说都是邻村，但毕竟不是一个村。
农村有个很现实的情况，老人如果没有儿子养老，只能是女儿养老。但女儿养老也就意味着老人需要离开生活了几十年的地方，要到另外一个村开始适应新环境。这对于一生要强性格倔强的二大爷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人不生，地也熟，但他总感到低人一等。无论在大姐家还是在二姐家，大爷顶多到她们家门口坐坐，从不肯主动串门聊天。即使是患脑梗之后，还能走路的时候，他时不时就会自己默默地踏上回油坊寨的路。以前一二十分钟的路程，对于现在的他至少需要一两个小时。他是怀着一种怎样的心情望着熟悉而又陌生却又漫长的这段路啊。
我父亲也曾不止一次的在听到我们村里的看到他的人给他带话后，马上放下手里的活，骑着电动三轮车去接我二大爷，带着他看看他曾经为之劳累一生的土地，带着他与无比熟悉的老邻居聊天，带着他走走曾经闭着眼睛都不会走错的大街小巷。
其实二大爷这样的情况，在农村一般是需要找个近门的侄子辈来养老送终。养老也就是说后继有人来送终的。他的房屋宅基地和土地，甚至还有些钱财，都是留给最终披麻戴孝摔孝盆的侄子的。免得后来到坟前烧纸的人都没有，以至于那个坟头的土堆说不定也会湮没。
我们没法说这是落后的思想，因为环境也不同。在丧失劳动能力之后的老人，最终总不能埋葬在女儿那里。至少在鲁西南的农村，这样的情况还是很正常的。
二大爷是由我们本家的我的一个二哥负责养老送终的。我那个大哥是要负责自己亲生父母的大事。这也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习俗。我这个二哥一般是在过年的时候才把二大爷接到家里过个年。其余时间基本是在大姐和二姐家里度过的。但今年春节期间，二哥因为自己身体有病，在医院过的年，二大爷也只能在二姐家过年啦。我们是不可能也不能把二大爷接到我们家过年的。
前一段时间，父母亲又去看望了我的二大爷，他已经不能辨识这些曾经无比熟识的人啦。从1936年至今，二大爷，这位曾经在油坊寨“叱咤风云”的人物，现状不禁使人唏嘘不已。
也正是基于此原因，我在此写些不成文的文字，默默祝福大爷吧。
我的记忆里有着始终难忘的一幕，在某个有着暖阳的冬日，四奶奶一如平常终日坐在他们家门前，二大爷满头大汗，只穿着件薄薄的衣衫，棉袄早已甩在一边，全神贯注地一下一下劈着柴火，旁边就是一堆码放的整整齐齐的劈柴垛，仿佛这就是他生活的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