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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宠：信-任型君臣关系与西汉历史的展开》第一章，第二章
隐性“线性历史观”支配下的实证研究，表面看不到“规律”与“必然”，却并未从根本上与其决裂，以追求“历史线索”及“历史的深度”等提法改头换面，暗中将“规律”与“必然性”招回学术殿堂。这样的研究，仔细分析其标题、史料的选用与剪裁、史料与史料的拼接、引证与叙述安排，还是可以捕捉到贯穿其中的线性史观。
这类追求与论述借助叙述与情节的编排，制造出一种假象，突出历史中事件、人物思想与活动背后深层力量的存在与作用，且这种力量不为时人所知，亦非一般后人所能揭示，要依靠深思明辨的学者挖掘才能显现。结果是有意无意中抬高了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在解释历史上的独断地位。
从实际效果看，此类史学以曲折的方式论证历史结局乃至现存秩序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更深层次上使史学成为一种认可、巩固现存秩序的工具。就此而言，当代史学与传统史学异曲同工。
在反思线性史观与目的论的前提下，重新解读史料，顺时而观，化熟为生，梳理出西汉人行为与思考背后的逻辑（这里指围绕“宠”形成的言行逻辑，自然是源于我个人的理解），将原先似乎漫无关联的诸多现象联系起来，在时序中并置更为多线的过程：皇帝个人的生活史，众官吏的成长与奋斗史，与皇帝的交往史，儒生的表述史与斗争史，诸种言行的交织互动，以及与作为背景反复出现的事务处理过程的关系，等等。
皇帝有意无意谋求与少数臣下建立此种关系，更多的臣下，不分男女，则是前仆后继、想方设法，渴望与皇帝确立这种关系，结果是努力者多，成功者寡。说其暂时，因从长远看，成功基本都是暂时的，能维持到嗣君者寥寥；说其持久，乃是不仅在西汉，随后的王朝，均无法摆脱其魔掌。具体到各个皇帝，关系的表现，颇有差异，但关系的存在，实无不同，因此，文中称为“结构性的存在”。这种状态，乃变中不变，不变有变。
芨芨草不必因蜷伏沙碛，对耸入云端的白杨自惭形秽，在成就绿色大地上，各有贡献。古人的世界中，受困于现实，求宠争宠成为很多人发挥能动性的重要途径。今天的世界，则呈现出丰富的可能，完全可以创造更有意义的人生。对比古今、先人与自己，在历史中，进而在现实中意识到自己的主体性、价值与局限。如此，或可让“读史使人明智”的古老传统重现生机。
当时身处宫外者眼中，能出入宫禁的少数乃高人一等的另类，名为“宿卫”或“近臣”。析言之，这部分人能出入宫禁，原因实不相同。
何为“礼仪型君臣关系”？这种君臣关系是皇帝与所有臣下，无论是朝臣还是外臣，乃至民（百姓）之间，通过策名委质确立的关系，即尾形勇讨论的国家构造中的普遍性君臣关系。
还是司马迁概括得好：“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史 130/3318 ），“爱”与“能”兼备，便是信与任合称了。
这种关系的出现，或基于日常生活中的长期亲密接触，或源自某种偶然的机缘（详后），针对不同的人，分别或兼有心灵或情感上的契合、倚重、相悦或爱慕等，共有的内核则是个人间的信赖，尤其是皇帝对对方的信赖。此种关系依托于礼仪型君臣关系，但又包含了更多的皇帝与个别臣下之间，透过直接接触而达成的君对臣的行为、态度与想法的认可与期待，得以超越一般的礼仪型交往、例行事务上往来与职位上的类别、秩次而达成更为紧密的联系。
正因为实际操作中，颇具灵活性，骖乘这一荣耀的位子成为臣下可以猎取的对象，同时亦变为一种获得君宠的标志。
成帝时，孔光任光禄勋，领尚书、诸吏给事中，“典枢机十余年”。“沐日归休，兄弟妻子燕语，终不及朝省政事”，甚至对于旁人问及“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之类无关政事的问题，亦“嘿不应”，而转移话题，口风之严，可见一斑。不过，孔光与张安世一样，均属罕见的例外，不然，朝廷不会制定“漏泄省中语”的罪名，史家亦不会特地表彰两位了。这些均成为将宫内观察到的情况向外透露的渠道。
一旦丞相生病，皇帝要亲赴丞相府问疾，病卒，还要去丞相自己的住所（第）中吊唁，并赐棺木、葬具等。制度上只有丞相享有皇帝探病的待遇，其他大臣均无。
不那么显眼，却更为持续的表征，莫过于登录出入宫中人员的“门籍”。哪些人因恩宠，而非依制度经常出入宫禁都会留下记录，更难逃经手的卫士、门卒与郎等的侧目，四下散布也是后者乐此不疲的消遣，为朝野所知只是个时间问题。
宣帝时，为掩饰自己在宫中谋划大政，卫将军张安世“每定大政，已决，辄移病出，闻有诏令，乃惊，使吏之丞相府问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与议也”（汉 59/2649 ），就是反向利用门籍，通过请病假出宫，借门籍证明自己不在宫中，洗清参与议政的嫌疑，来“匿名迹远权势”。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有“赐律”与“秩律”等涉及资源与职位分配的定制，乃是常态下的安排，但通过与皇帝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可以获得额外的资源与声望，其基础当然是皇帝独尊的地位与帝室财政。这成为吸引臣民，谋求与皇帝建立超越礼仪型君臣关系之上的关系的动力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