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韩国总统文在寅怒斥李明博“拿卢武铉的死说三道四”的新闻引发轩然大波。关于文在寅、李明博和卢武铉三人的恩怨与韩国三届政府的纠葛再度浮出水面。刚刚在中国出版上市的《命运：文在寅自传》一书中，文在寅就曾将这段政治恩怨书写得淋漓尽致“可是，一进入李明博政府，他们瞬间都回到了过去。伴随着李明博政府上台而出现的倒退真是可叹又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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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2月21日，我以总统秘书室室长的身份拜访了李明博当选人，向他表示祝贺。李当选人对我的到来表现得非常友善，他告诉我：“自己一定会对前任总统以礼相待！”同时，他嘱咐我把他的这个意思转达给总统。

后来，李明博当选人两次礼节性拜访青瓦台时，直接向总统说了同样的话。我希望这话是出自他的真心。我觉得大家虽然分属不同党派，但同为总统，彼此之间应该有一些共同的东西。而且，我们在准备韩朝首脑会谈时参考了很多金大中总统的经验，同样，我们的经验也会对李明博政府有所帮助。我认为这能够保持国家政策的连续性。

这种期待在李明博政府交接时就完全破灭了。其实，对李明博政府交接委员会推动的政府组织改革方案，我们虽然并不赞同，但也不是我们可以说三道四的。问题是，他们拿着我们完全不能同意的政府组织法修正案，要求卢总统公布出来。为此，新旧政府之间产生了矛盾，我认为他们的要求属于无理要求。结果，事情就演变成了李明博政府想做事，却被参与政府拖了后腿。

其实，我们为下届政府真心诚意地做了很多准备，其中就包括将参与政府时期庞大的档案资料整理出来交给了他们。首先，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事需要在历史上留有痕迹，更重要的是，这些档案下届政府马上就能用上。我们的目的是有效地保证国家政策的连续性。这是我们的真心。

参与政府交给李明博政府的政策资料里包含了政策的简要历程与讨论过程。以我们的经验来看，很多事情都是前任政府政策的延续，工作开始时非常希望了解该政策的历史以及其讨论过程。有些政策即使在上届政府时期已经结束，但还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的。历届政府肯定都会经历一些共同的经济现象，这时就需要用到共同的对策。总之，我们留下了庞大的档案，首要目的是给下届政府留作参考。

我们留下的档案包括了参与政府的人事考核指南。自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实行以后，因人事考核而挨训被整、接受媒体指责的事，自文民政府以来，历届政府都存在，参与政府也没能躲过去，因此我们发展并充实了人事考核指南。如果能好好参考这份指南，参与政府所犯的错误就有可能避免了。参与政府末期，卢总统甚至还指示国家清廉委员会把参与政府的人事考核指南进一步补充、升级，重新进行了制作。

因为每个时代对重要性的判断都有所不同，所以人事考核的基准不可能一直不变。这是为下一届政府准备的指南，所以国家清廉委员会是在总统即将卸任之前的2008年2月才向总统汇报的。考核指南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进行人事考核；另一方面，把考核标准提前公示出来，这样有意做公务员或高级公务人员的人才能够以此为标准努力、奋斗。但是，李明博政府根本就没参考这份人事考核指南。

如果他们自己制作了其他的人事考核指南，我多少也能够理解，但李明博政府一直到总理候选人金台镐出事为止，根本就没有人事考核指南。据说，金台镐出事之后他们才制作了包含200条检查项目的考核检查表，算是制作了人事考核指南。从政府组建之初，每次人事变动都吃苦头，居然还这样，真是让我费解。

总统专机的问题也是这样。我们觉得不方便或有问题的地方，都尽量解决掉，为的是不留给下届政府。政府组建时，新总理与各部部长在任命程序上会有一段空白期，我们经历过这样的不便之处，我们在制度上也做了相应的完善。即使李明博已经确定当选，我们也毫不介意。

我们甚至是顶着秘书室工作人员的骂，把青瓦台内部一个小房间修成了浴室，还把回总统住处的小路修葺一新。当时还是2007年底，我们就想下届政府刚组建不可能马上着手做这些小事，于是我们赶紧修整完毕。新政府进入后，万象更新，即使想做这些事也要等上很久。而且这些事都需要预算，多少会增添经济负担。我们解决了这个症结，是想为下届政府减轻负担。但这一切设身处地的着想都毫无意义。

本段选自《命运：文在寅自传》同行篇-龃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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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美国牛肉问题导致首尔，乃至全国都爆发了烛光示威。当时卢总统表现得非常谨慎和克制。即使李明博政府连日发言，把责任都转嫁到参与政府头上，他心里非常不是滋味，但依然尊重现任总统，考虑着别人的感受。烛光示威中有人高喊“总统下台”的口号，卢总统都公开站出来批评这样的口号和要求既不合理也不合适，对烛光文化节之后人们涌向青瓦台的行为，他也指出这么做不妥当，公开表示了忧虑。

总统和我们当时都没有想到，烛光示威的后续就是政治报复，报复的锋芒直逼我们。李明博政府已经开始对卢总统和参与政府产生憎恶与仇视，这也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他们还怀疑烛光示威的背后是我们在指使，这种说法我们也是过了很久才听说。他们像是得了被害妄想症，这种想象力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政治报复的肇端始于对参与政府人员进行拙劣的背后调查。前任总理李海瓒与韩明淑，据说都是被调查的对象。继而我们又听说前秘书室室长李炳浣、前教育副总理金秉准周围的人也公然被带走，挖他们的问题。还在几位“386”出身[1]的秘书官身上拼了命地找线索。如果在本人身上找不到毛病，就开始随便乱抓，甚至是逼迫他们周围的人就范。

总统当然也听说了这些曾在他身边工作的人所经受的遭遇，但他对此一律不做任何回应，只是告诉人们尽量不要来峰下村了。他觉得自己还好，不想那些人因为来看他，被人家盯上。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他是多么焦虑、多么痛苦，否则他怎么会在遗书中写道：“因为我的缘故，让太多人受太多的苦了。”

复仇的刀锋悄悄转向了总统本人。首先是用总统留下的档案羞辱他。卢总统是历任总统中留下档案最多的一位，他们却指责他是“转移档案材料的寡廉鲜耻之人”，这不成了一幕讽刺喜剧吗？

他们的论点钻了法律的空子，因为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前任总统不能随便阅览自己在任期间的档案。这个规定是有问题的。我与当时的总统室长柳佑益通了话，向他说明了事实关系，我们方面的前总务秘书官郑相文与对方总务秘书官金伯骏也通了话，对很多内容做了详细补充。当时他们听了我们的解释，大体理解了，但还是无情地推波助澜。

这个事情很简单，只要稍微修改一下制度，让前任总统可以阅览自己在任期间的档案就可以解决了。可他们根本不想解决问题，而是选择故意制造事端，把事情弄得好像是重大的违法行为。

《总统档案管理法》的规定是将总统档案存于国家档案院内的总统档案馆，让国家来保存管理，如有违反将予以处罚。万一我们应该移交的资料没有移交，而是全部拿走的话，那就是违法了。但是我们把原件原封不动地移交了，因为阅览制度有些麻烦，就带走了一份复印件。这对国家管理卢总统档案的制度没有造成任何冒犯和侵害。

即使考察立法宗旨，卢总统违法的主张在法律上也不成立。更何况前任总统阅览过去在任期间的档案，在现实上来看也是很有必要的。如果不能阅览档案，如何写文章，如何去演讲？

总统与我们都觉得这件事在法律上是明明白白的，应该按照合法程序把是非弄得清清楚楚。但总统最终还是按照对方的要求，以一种屈辱的方式举起了白旗。参与政府时期参与过此事的人都成为调查对象，接受了传唤调查。这让总统实在难以承受。总统想要保护他们，公开表示：“都是我让他们做的，如果有错误那也是我的问题。”

任期结束时，为了能多移交一份档案，整个青瓦台都全身心投入，备尝艰辛，总统档案事件让我觉得当时付出的辛苦荒唐无比。当时为了督促大家早日完成档案，我还让几个职员连续熬夜。我真没想到我们一心为了下届政府，移交给档案院的档案，竟然成了无耻的政治报复所使用的工具。

过去总统卸任之前，或者把档案销毁，或者干脆带回家处理。在这方面，制定法律的人正是卢武铉总统本人。前任总统卸任后，如果不让他任意阅读、使用自己在任期间的档案，那么他很可能会把档案全部带走处理掉，因此卢总统认为制定这个法律很有必要。很遗憾当时留下了法律的漏洞，没能把阅览的便利性做得更明确。遭人背叛的苦涩感油然而生，我们也很无奈。

更何况，复印件由卢总统本人保管，里面的文书并没有出现泄露。当时卢总统自己还没来得及打开看，就算他有什么违法行为，也没有必要如此落井下石吧！

我听人说，执政者担心那些档案有可能被用于批评，甚至攻击李明博政府。不管这究竟是谁策划的，我认为确实有组织对这个问题做出了政治判断，进行了操纵，下达了对策和指令。

档案事件结束后，又开始拿大米补贴的问题做文章。他们把事情弄得就像是他们在为参与政府所做的坏事擦屁股一样。直到此时，我才意识到：“啊，李明博政府与卢武铉政府以及峰下村，在政治上已经完全对立了！”我觉得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归罪于上届政府之类的政治行为，而是怀有相当大的敌意了。我这种感觉得到印证并没有花费太长的时间。

本段选自《命运：文在寅自传》同行篇-政治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