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宗教是什么

宗教生活集团生活同为最早人类所固有；但后来中国人家族生活偏胜，西方人集团生活偏胜，各走一路。西方之路，基督教实开之，中国之路则打从周孔教化来的。宗教问题实为中西文化的分山岭。

盖人类文化占大部分的，诚不外那些为人生而有的工具手段、方法技术、组织制度等。但这些虽极占分量，却只居于从属地位。居中心而为之主的，是其一种人生态度，是其所有之价值判断。

此即是说，主要还在其人生何所取舍，何所好恶，何是何非，何去何从。这里定了，其他一切莫不随之，不同的文化，要在这里辨其不同。文化之改造，亦重在此，而不再其从属部分。否则，此处不改，其他尽多变换，无关宏旨。

此人生态度或价值判断寓于一切文化间，或隐或显，无所不在，而尤以宗教、道德、礼俗、法律，这几样东西特为其寄寓之所。道德、礼俗、法律皆属后起，初时都孕育于宗教之中而不分，是即所以人类文化不能不以总价开端，并依宗教作中心了。

人类文化之必造端于宗教尚自有故。该最早之人群，社会关系甚疏，彼此相待不可或离之结构未著；然若分离零散则不成社会，亦将无文化，宗教于此，恰好有其统摄凝聚的功用，此其一。

又社会之进行，不能不赖有一种秩序，自不能期望于那时的人。而且因为冲动太强，民不畏死，峻法严刑每每无用，建立秩序之道几穷。宗教恰好在此处，有其统摄驯服的功用，此其二。

此两种功用皆从一个要点来，即趁其在惶怖疑惑及种种不安之幻想中，而建立一个共同的信仰目标。

所有大大小小高下不等的种种宗教，有其共同之点，就是：一切宗教都从超绝于人类知识处立他的根据，而以人类感情之安慰意志之勖勉为其事务。

世间不拘何物，总是应于需要而有。宗教之出现，即是为了人类情志不安而来。人类情志方面，安或不安，强或弱，因时代变化而异。所以自古迄今，宗教亦时胜时衰。

人类文化初期之需要宗教，因那时人类对于自然环境，一切不明白，由于不明白，亦就不能控制，由于不能控制，亦就受其威胁祸害，而情志遂日再惶怖不安之中。同时，其只能有极幼稚之迷信，极低等之宗教，亦是当然的，因那时人的知识文化，原只能产生这个。

在此后，一般来说，人类对付自然之知能是进步了。而天灾虽减，人祸代兴，情志不安的情形还是严重。且其法律和道德虽渐渐有了，还不足以当文化中心之任，为了维持社会，发展文化，有其少不了宗教。所以上古中古之世，宗教称盛，必待有如欧洲近代文明者出现，局势乃为之一变。

第一，科学发达，知识取迷信玄想而代之。

第二，征服自然之威力猛进，人类意态转强。

第三，富于理智批评的精神，于信仰之不合理者渐难容认。

第四，人与人相需相待不可或离之结构，已从经济上建筑起来，而社会秩序则受成于政治。此时作为文化中心者，已渐在道德、礼俗暨法律。

第五，生活竞争激烈，物质文明之诱惑亦多，人生疲于对外，一切模糊混过。

宗教者，出世之谓也。方人类文化之萌，而宗教萌焉；方宗教之萌，而出世之倾向萌焉。人类之求生活倾向为正，为主，同时此出世倾向为反，为宾。一正一反，一主一宾。常相辅以维系生活而促进文化。

依赖感乃是宗教的根源，我们说到宗教，亦恒云“皈依”，其情恰亦可见。然依赖却有多种不同，宗教最初可以说是一种对外力之假借；此外力却实在就是自己。其所依赖者，原出于自己一种构想。但这样转一弯过来，便有无比奇效。

因为自己力量原自无边，而自己不能发现。宗教中所以对象之伟大、崇高、永恒、真实、美善、纯洁，原是人自己本具之德，而自己却相信不及。经这样一转弯，自己随即伟大，随即纯洁，于不自觉，其自我否定，每每就是另一方式并进一步之自我肯定。

2、宗教在中国

胡青石先生说过“大教无名，惟中国系之宗教以当之”，其内容“合天人，包万有”；约举要义有三：

一、尊天。“天之大德曰生”，“万物本乎天”，人之存在，不能自外于天地。

二、敬祖。“人为万物之灵”，而“人本乎祖”，究本身之由来，不能自外于祖先。

三、崇德报功。渔牧工业，宫室舟车，文物制度，凡吾人生活日用皆食古人创造之赐，要莫能外。

中国以偌大民族，偌大地域，各方风土人情之异，语音之多隔，交通之不便，所以树立其文化统一者，自必有为此一民族所共喻共涵养生息之一精神中心在，唯心此中心，而后文化推广得出，民族生命扩延得久，异族迭入而先后同化不为碍。此中心在别处每为一大宗教者，在这里却谁都知道是周孔教化而非任何一宗教。

3、周孔教化非宗教

中国数千年风教文化之所形成，周孔之力最大。举周公来代表他以前那些人物；举孔子来代表他以后那些人物；故说“周孔教化”。周公及其所代表者，多半是贡献在具体创造上，如礼乐制度之制作等。孔子则似是于昔贤制作，大有所悟，从而推阐其理以教人。道理之所创发，自是更根本之贡献，启迪后人于无穷。

4、中国以道德代宗教

孔子并没有排斥或批评宗教，但他实在是宗教最有力的敌人，因他专从启发人类的理性作功夫。从《论语》一书，我们可见孔门的教法，一面激励避免宗教之迷信与独断，而一面务为理性之启发。他总是要教人自己省察，自己用心去想，养成你自己的辨别力。儒家没有什么教条给人，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一条而已。除了依赖人自己的理性，不再信赖其他。这是道德，不是宗教。道德为理性之事，存于个人之自觉自律。宗教为信仰之事，寄于教徒之恪守教诫。

径直以人生行为的准则，交托于人们的感情要求，是不免危险的。他且不言，举一个与宗教对照之例于此：在中国的西北如甘肃等地方，回民与汉民杂处，其风纪秩序显然两样。回民都没有吸鸦片的，生活上且有许多好习惯。汉民或吸或不吸，而以吸者居多。其故，就为回民是有宗教的。其行为准于教规。受教会之监督，不得自便。汉民虽号尊奉孔圣，却没有宗教规条及教会组织，就在任听自便之中，而许多人堕落了。

5、周孔之礼

孔子深爱理性，深信理性。他要启发众人的理性，他要实现一个“生活完全理性化的社会”，而其道则在礼乐制度。该理性在人类，虽始于思想或语言，但要启发它实现它，却非仅从思想上所能为功。抽象的道理，远不如具体的礼乐。具体的礼乐，直接作用于身体，作用于血气；人的心理情志随之顿然变化于不觉，而理性乃油然现前，其效最大最神。

而与理性相违者，则有二：一是愚蔽偏执之情；一是强暴冲动之气。人类最大祸患，即从人类而来。天灾人祸二者相较，人祸远凶过天灾。人祸究由何起，很多说是由自私起的，并以为自私是人的本性。这完全是一个误解，此暂不加剖辨且提出一问题来：一个明白人是否亦要自私？或许有人承认，明白人不自私罢。然则病在不明白而已。

宗教这样东西，饥不可为食，渴不可为饮，而人们偏喜欢接受它，果何所谓呢？这就因为人们的生活多是靠希望来维持，而它是能维持希望的。人常是有所希望要求，就藉着希望之满足而慰安；对着前面希望之接近而鼓舞；因希望之不断而忍耐勉励。失望与绝望，于他是难堪。然而怎能没有失望与绝望呢。恐怕人们所希求者，不得满足是常，得满足或是例外哩！这样一览而尽，狭小迫促的世界，谁能受得？于是人们自然就要超越知识界限，打破理智冷酷，辟出一超绝神秘的世界来，使他的希望要求范围更拓广，内容更丰富，意味更深长，有其是结果更渺茫不定。一般的宗教，就是从这里产生；而祈祷禳祓为一般宗教所不可少，亦就为此。虽然这不过是世俗人所得于宗教的受用，了无深义；然宗教即从而稳定其人生，舍得个人能以生活下去，而不致溃裂横决。

孔子正亦要稳定人生，但其所以稳定之者，有别有其道。我在旧著中曾说：他给人以整个的人生。他使你无所得而畅快，不是使你有所得而满足。他使你忘物忘我忘一切，不使你分别物我而逐求。

6、以伦理组织社会

孔子自己所说“述而不作”，而其实呢，恰是寓作于述，以述为作。日本渡边秀方著《中国国民性论》一书，曾指出中国人计君恩之轻重而报之以忠义，不同乎日本武士为忠义的忠义。他不晓得这是伦理社会的忠义和封建社会的忠义不同处，封建社会的关系是呆定的；伦理社会，则其间关系准乎情理而定。孟子不是说过：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孔子最初着眼的，与其说在社会秩序或社会组织，毋宁说是在个人——个人如何完成他自己；即中国老话“如何做人”。人实是许多关系交织之一个点，做人问题正发生在此，中国与西方社会，一重在团体与个人之见的关系，一重在此一个与彼一个之见的关系，且近从家庭数起。

张东荪先生在其所著《理性与民主》一书上说，自古希腊罗马以来，彼邦组织与秩序即著见于其法律。唯中国不然。中国自古所谓法律，不过是刑律，反所规定都必与刑罚有关。它却没有规定社会组织之功用，而只又防止人破坏已成秩序之功用。社会组织与秩序大部分存在于“礼”中，以习惯法行之，而不见于成文法。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