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栗，鬼夜哭
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载体，文字将人类与动物区别开来，是人类文明的象征。
而中国的汉字更是地球上少数几个在历史的长河中完整的保存下来的文字之一，距今已有5000多年的历史。
它的源头就是甲骨文。
甲骨文，顾名思义就是刻在龟壳上的文字，又叫龟甲文。
关于甲骨文，曾经在电视上看到过这样一则小故事：
在公元前3000年的商代，一天，商王带着他的儿子和几个大臣一起乘车出门打猎，在追一头野水牛的过程中，一个名叫由的大臣的马车的车轴突然断了，大臣的马受了惊，撞翻了商王的马车，商王和他的儿子因此受了伤。
这个故事表面上看是一个发生在商代的交通事故，实际上是一次占卜的记录，因为被完整的记录在了龟甲上并保存了下来，从而被我们得知。
在古代，由于生产力低下，许多自然现象没办法解释，对于这些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古人们相信这都是上天的安排，是神意志的主宰，所以人们渴望能与神沟通。
这种情况下，占卜就成了人们与神沟通最主要的方式。到了商代，占卜之风十分盛行，人们在做什么事之前都要先进行占卜，打仗前要占卜，生病了要占卜，出门前要占卜、就连生孩子要占卜。
那么，甲骨文究竟是如何发现的呢？
二、在药方中发现的甲骨文
光绪二十五年，著名金石收藏家王懿荣因为身染疟疾久病不愈，不得不反复寻医。
一天，在一副没有完全粉碎的药方中，懿荣惊讶的发现一个药材的碎片上依稀有些奇怪的字符，很像古代的文字，好奇之余的王懿荣立刻向开药方的医生询问，得知这味中药名叫“龙骨”，只有鹤年堂才有。
如果王懿荣只是个一般的人，这个发现可能就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
可王懿荣不是一般人，他出身仕宦世家，不仅家境良好，本人从小也很聪明，从小就广读诗书，35岁的时候，王懿荣考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不仅如此，王懿荣还尤其喜爱金石之学，是远近闻名的金石学家。
所以，这些有字的“龙骨”一出现，就立刻吸引了王懿荣的注意。
他先是派人到鹤年堂，将有文字的“龙骨”全部买下，之后又出高价分三批购买了1500多片“龙骨”。
但作为一名金石专家，王懿荣很快发现，这些“龙骨”实际就是龟甲和兽骨。
龟甲就是乌龟的甲壳，兽骨则是牛的肩胛骨。
王懿荣想到了，古人喜占卜，这些刻字的“龙骨”说不定就是古人的占卜记录，经过一番仔细的考证，王懿荣最终证实这些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是比先秦还早的文字。
“细为考订，始知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
然而，不幸的是，就在王懿荣发现龙骨的第二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王懿荣奉命抵抗，最后以身殉国。
因为王懿荣的牺牲，甲骨文也随之流散各地。
这个时候，有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他就是罗振玉。
三、殷墟遗址终被发现
和王懿荣一样，罗振玉从年轻时起就对国学和文物有着非同一般的热爱。
其实，早在1899年王懿荣发现甲骨文之初，罗振玉就听说 “闻河南汤阴发现古龟甲兽骨，其上皆有刻辞，为福山王文敏公所得，恨不得速见也。”
但一直到1901年，罗振玉才第一次见到了甲骨墨本，一时间诧为异宝。
“甲骨古脆，文字易灭。”
从第一次见到甲骨文的那天起，罗振玉就暗暗地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担负起搜集和保护甲骨文的责任，让它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
罗振玉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他一边广泛搜集散落的甲骨文，一边四处探寻甲骨文真正的出土地点。
当时，由于甲骨文价格的不断攀升，私人挖掘很猖獗，大量的甲骨文就此流失。不仅如此，许多古董商为了获取利益，千方百计的隐瞒甲骨文真正的出土地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了近8年的寻找，罗振玉终于在1909年确定了甲骨文的出土地点——河南安阳小屯。罗振玉还根据甲骨文的刻辞中看到的帝王的名谥，进一步判明安阳小屯实为周朝殷墟遗址。
罗振玉对甲骨文的贡献还不止于此，他在大量搜集甲骨文的同时，还同时搜集与甲骨文一起出土的各种器物，并做出了深入的研究，出版了《殷墟书契前编》等6部对甲骨文研究有着重要学术意义的书籍。
著名学者郭沫若就曾这样评价罗振玉：
“他的殷代甲骨的搜索、保藏、流传、考释，实为中国近30年来文化史上所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
四、一座3000年前的古城，终于完整的呈现在人们面前
虽然早在1909年就确定了甲骨文的出土地，但对甲骨文的正式发掘是在1928年才开始的。
1928年，由傅斯年主持的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筹备，一向爱惜文物的傅斯年对这些快要消失殆尽的骨甲十分珍视，他决定对安阳小屯的殷墟遗址进行正式的发掘。
他先是派董作宾前往小屯存进行实地考察。进行了一番实地勘探后，董作宾发现安阳小屯的殷墟遗址其实并没有被挖尽。
得知消息后，傅斯年又聘请了曾经主持过山西夏县新时期时代遗址的发掘工作的李济主持工作。
经过长达9年的15次发掘，历史研究所不仅搞清楚了殷墟的建筑布局和城市结构，还出土了著名的“大龟四版”，从而摸索出了甲骨文断代的科学方法。
傅斯年主持的殷墟考古虽然成绩斐然，但在那个年代，考古并不仅仅只是一项工作，它还涉及到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所以殷墟的考古工作从一开始就遇到了许多困难。
首先就是私人挖掘屡禁不止。
文物挖掘，是一项具有极高专业技能的人才能胜任的工作，所有不专业的私人挖掘，必然会损坏文物，所以为了保住甲骨文和其他考古文物，傅斯年一方面与这些私人挖掘机构反复交涉，一方面积极推动文物保护法的建立。
终于在1930年，国民政府正式明文规定：所有地下古物都是国家财产，任何个人和私家团体无权发掘。
除此之外，考古队还遇到了预算短缺，文物运输和保管难等方方面面的困难，但都被考古专家们一一克服了。
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殷墟考古也被迫中止，一直到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再次组织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重新对殷墟遗址进行挖掘，到今天，殷墟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经持续了91年了。
一般文字的破译，还需要研究同时期的历史背景，包括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但商代距离现代历史过于久远，文物出土不多，研究就更少。
作为我国最早的定型文字，甲骨文书写远不如近代文字这么规范，而且甲骨文是卜辞，卜辞都比较简短，所以假借字很多大量的异体字，合文，简直无从下手。
这都给甲骨文的破译增加了困难。
所以，最早参与甲骨文破译的都是当时著名的专家学者，其中最著名就是“甲骨四堂”。
说到甲骨文的破译，想到了以前看到过的一则关于“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的小故事：
董作宾是甲骨文研究大师，为了研究甲骨文，他一直在追踪一个叫大犬的商王的占卜师。他先是把大犬从小到大所有的刻字都一一找到，再仔细对比前后期的变化。
在董作宾的眼里，破译和书写这些文字其实就等同于开启了那个遥远的年代的一扇窗，让我们从中窥见历史。在他们的带领下，几十年过去了，许许多多的人前仆后继，加入了研究甲骨文的队伍。
这是文字的魅力，更是文明的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