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是医院里的常客，三天两头得病。陪我看病的，永远是父亲。
印象最深的，是每年一次的腮腺炎，像一道准时降临的坎。记不清多少个夜晚，腮帮子肿得发烫，耳朵根肿得连枕头都不能碰。父亲不声不响地忙前忙后：有时是把鸡蛋清调开，轻轻敷在肿胀的地方，冰凉的触感敷上滚烫的皮肤，疼痛便退去了几分；有时是从院子里剪下仙人掌，捣碎了敷上，那股青涩的气味，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些土方是否真的灵验，我说不准，但我记得敷在脸上的每一下，他的手都很轻，很轻。
后来大一些，我得了严重的贫血，严重到无法正常走路。那段日子天是灰色的，从门诊到住院部三楼，隔着的是我这副走不动的身体。是他，一句话没说，弯下腰，把我背了起来。三层楼的楼梯，他一步一步地走，我趴在他的背上，听见他的呼吸越来越重，感受到他后背的汗慢慢浸出来。我没有说一句话，他也一句话没说。那段楼梯走了多久，我记不得了；但那种稳稳的、让人心安的力量，我记了一辈子。
住院的日子，并不苦。因为他买的，全是我爱吃的。病床小小的，柜子小小的，可摆上来的东西都是我惦记的。那时我不懂，这些食物里藏着什么。现在才明白，那是一个不善言辞的父亲，能给出的、全部的爱——他不会说"我心疼你"，他只会问："还想吃什么？"
这种感觉，确实无法用语言形容。语言的尽头，就是沉默。
而昨天，一切都倒过来了。
是我带父亲去看病。挂号，是我挂的；路线，是我带的；诊室，是我找的。他站在医院大厅里，有些茫然，有些局促，像个第一次进城的孩子，眼睛跟着我走，脚步也跟着我走。做检查时，我替他把单子递给窗口；验血时，我帮他卷起袖子；取报告时，他在走廊的长椅上等，我来回跑。最后拿到诊断结果，是我一字一句地跟医生确认，是我跟他说：这个药，一天两次，饭后吃，别忘了。
我说得自然，他听得认真。
回来的路上，我们都没怎么说话。像极了当年那条通往住院部的楼梯——也还是那样的沉默，只是方向反了。曾经他用肩膀托起了我走不动的身体，如今我用手臂扶着他慢慢变老的身体。医院的走廊没有变长，变的只是角色。
小时候总以为父亲是山，是不会老的，是那个能背着我上三楼、喘着粗气也不停步的人。直到昨天才发现，山也会矮下去，背也会弯下去，那个在缴费窗口前不知所措、需要我替他解释一句"我爸他听不太清"的人，真的开始老了。
小时候他背我上楼，背的是我的身体；昨天我陪他看病，陪的是他的岁月。
医生开的药，一天两次，饭后服用。我会按时提醒他。
就像当年，他没有忘记过，敷在我脸上的每一次鸡蛋清和仙人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