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守江北，屡建战功
诸葛恪被授任为威北将军之后，恳求率领部众在庐江、皖口一带驻扎并耕种农田，借此用轻兵袭击舒县，驱使那里的百姓随他返回。
又派遣侦察人员前往远处，察看道路和险要之地，企图夺取寿春，不过孙权认为不可行，所以诸葛恪的计划被终止了。
赤乌年间，魏国司马懿谋划打算攻打诸葛恪，孙权正准备出兵应战，观星象气数的人认为出兵不利，于是孙权让诸葛恪将军队转移到柴桑驻扎。
遂广其理，赞其旨也
诸葛恪写信给丞相陆逊说——
杨敬叔传述清高的理论，认为当今的人才所剩无几，坚守道德和事业的人已经没有几人，应当相互配合，互相依存，对上兴隆国家大事，在下互相珍重爱惜。
又嫉恨世俗之人互相毁谤，使已有所成就的人才，中途受到压抑损伤。
将受进用的人才，情绪不乐思想不欢。
我听到这些喟然长叹，实在让人私下拍节激愤。
我认为君子对一个人不应求全责备，即使孔子门徒大约三千，其中特别突出的也只七十二人，至于子张、子路、子贡等七十余人，有亚圣之德，然而犹各有其所短，颛孙师偏激、仲由鲁莽、端木赐不安分守己，更何况他们之下者就没有不足之处？
况且孔子不因这几位有缺点而不把他们当作朋友，不因人所短而弃其所长。
加之当今选拔人才，应比古人要宽，为什么呢？
现在社会形势变化复杂，德才兼备者少，国家各部门官员，常常苦于无合适者担任。
如果他本性不奸邪，志在奉献才力，便可奖拔任用，让他在职任上尽量发挥自己才干。
如果在大体上适合称职，个人私生活有不足之处，都应当宽容，不应当事事计较责备。
况且对有才能的人实在不能在一些细小事情上苛刻要求，苛刻则圣贤也将难为全人，何况与他们相差甚远的常人呢？
故此说用道德条文来看人则难，用人比人来看人则易，这样是贤是愚就可知了。
自汉末以来，中原士大夫如许子将之类，之所以不断互相毁谤讥议，有时甚至引起祸端，究其原因，并非为了什么深仇，只不过因为自己本身不能用礼教标准相约束，反而专以公正道义指责别人。
自己不遵从礼制，别人就不服。
以公正道义不公正地指责别人，则别人就不会接受。
内心不佩服对方的行为，又不愿忍受对方的责备，则不会不产生相互怨忿。
相互怨忿一产生，则小人就会乘机在中间钻空子。
小人钻了空子，则多道转传的谣言，日积月累的谮毁，纷乱交杂一起到来，即使让非常了解非常亲近的人听到这些话，也难于辨真定假，何况已有隔阂，且本就不明事理的人呢？
所以张耳、陈余到了操刀互相残杀的地步，萧育、朱博友好不能坚持到头，其原因就在这里。
不放过别人的过失，在细微的事情上相互指责，久而久之就会造成家家户户互相埋怨，整个国家也不会有德行操守完善无缺的人才了。
诸葛恪知道陆逊听了谗言而猜疑自己，故此多方阐述这个道理而盛赞它的深刻旨意
卧前委事，一统于恪
适逢陆逊去世，诸葛恪被升任为大将军，假节，驻守武昌，接替陆逊兼任荆州刺史。
过了较长时间，孙权生了病，而太子年少，于是征召诸葛恪以大将军身份兼任太子太傅，令中书令孙弘兼任太子少傅。
孙权病危时，召见诸葛恪、孙弘及太常滕胤、将军吕据、侍中孙峻，托付他们以后事。
当时朝臣都认为诸葛恪能当大任，孙峻可以辅政。孙权又嫌弃诸葛恪刚愎自用，孙峻以当今朝臣都比不过诸葛恪，尽力推举诸葛恪，孙权这才征召诸葛恪。
后来在卧内引见诸葛恪等人，受诏于床下，孙权说：“我病得已经很重了，怕是不复相见，所有事情，都交给你们去办了。”
诸葛恪歔欷流涕回答："臣等皆受厚恩，当以死奉诏，愿陛下安精神，损思虑，无以外事为念。"
孙权下诏说有司诸事，全部交给诸葛恪，只有杀生大事需要公告朝廷讨论。
为诸葛恪设置第馆、陪卫。群官百司拜揖之仪，各有品叙。
诸法令有不容易判决的事情，都一条一条列举出来，孙权听完之后，还是感到很欣慰，第二天，孙权去世。
孙弘一向与诸葛恪不和，害怕被压抑惩治，便封锁了孙权去世的消息，企图假传皇帝诏书除掉诸葛恪。
孙峻将这些情况告知诸葛恪，诸葛恪请孙弘商议事情，在座席上将孙弘杀死，于是穿起丧服发布孙权去世的消息。
总督简评
孙权死后，诸葛恪的地位，相当于张昭和周瑜的集合，不过当时的吴国，各种氏族力量庞大，诸葛恪的影响力，倒不如张昭或者周瑜在当时孙氏政权底下那般强大。
同时，这个过大的权力，也是导致之后诸葛一族在吴国被夷灭的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