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义不行，非义不居。
这里所说的“义”是指道义、原则，是一种道德规范：“利”则指利益、功利。对义与利及其关系的看法就是义利观。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义利观广为士大夫们所接受，并成为清官廉吏置业观的思想源泉。
儒家义高于利、义主利从的义利观深为中国古代清官廉吏所推崇、所信仰，在其指导下而“行其义”。正因如此，他们做到了利不苟得，义不容辞，不义之财坚决不取，甚至应得之财也要施之于亲友百姓。据《列女传》载，在战国时期，为齐宣王相的田稷子，曾收下属百镒之金，其母得知后，对他严厉教训道：“非义之事，不计于心……不义之财，非吾有也。”被母亲严责后，田稷子立即退回了所收之金，并向齐宣王请罪，日后遂成为秉承廉洁家风、不取不义之财的名相。践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宋代名臣范仲淹，非但不取不义之财，而且还把俸禄拿出来创办义庄、义田、义宅、义学，以救济穷困族人，解决族人子弟上学难的问题。范仲淹在杭州知州任上，其子弟见其年逾花甲，知其已有退休之意，就打算在洛阳为其治宅第、树园圃，供其晚年享用，但被范仲淹制止，并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可见，他以“道义”为最高境界，对身外之物漠然视之。
儒家的义利观之所以被正派廉洁官员奉为行动的指南，是因其与廉洁有着天然的联系。它既是道德规范，也是廉洁自律的规范。因此，古人也常把“义”与“廉”相提并论，比如，刘向《说苑？谈丛》云：“义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唐朝诗人李白在赠友人的诗中亦云：“廉夫唯重义，骏马不劳鞭”。 如果一个官员能持“政之大节”之义、社会责任之义、天理良心之义、社会正义之义、百姓利益之义，廉也在其中了，不为子孙置产治业便顺理成章。
“忠义血性”是不是也讲得这个道理呢？一个人，只有尽心尽力方谓之忠，“义”字当头，才能有道义原则，办事准确，一个人只有诚朴厚重之心，才有可能做到忠义，才能够敢于担当、敢于负责，才能始终保持昂扬的锐气，才是真正可用、能用、用成之人。
梭罗说，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圣庙的建筑师。
筑建自己的圣庙，义利自有时。
